李宝领导的宋军与山东农民起义军联合作战的胜利，使得其他宋军与义军纷纷效法联合作战，先后收复邓州、蔡州、陈州、顺昌府等地。西北方面进犯川陕的金军，受到四川宣抚使吴玠军的痛击，吴玠指挥各路军马收复了秦、洮、陇、商、虢、华、陕七州。金军后方，抗金义军也纷纷起兵。魏胜攻克海州，使完颜亮南侵军发生后顾之忧。“山东魏胜”的威名，金军闻之丧胆。其他各路义军，也活跃在金军后方，攻打城邑，经金朝统治者以很大的威胁。在金军南侵失败的形势下，金朝统治集团内又一次发生了改变。金东京留守完颜雍乘完颜亮南下，夺取政权，自立为皇帝(金世宗)，宣布废去完颜亮。完颜亮进军到扬州，被部将杀死。金军撤退，宋军收复了两淮地区。
金军的撤退，也就意味着高宗象征性的“御驾亲征”结束了。
复师北伐
绍兴三十二年五月，高宗对康伯说高宗自己“今老且病，久欲退闲”，想向众臣宣布让位与赵玮，与陈康伯密赞大议。同年，孝宗即位。在其父子内禅帝位的仪式上，高宗让康伯奉持禅让册书。基于高宗对康伯的重用与赏识，新主孝宗也对其倍加的尊重，在称呼上也只是称他为丞相而不叫他的名字。而且，孝宗也曾经对大臣们说“陈康伯有气量，朕伴随太上皇帝在金陵时，他遇事从容不迫的气度，可以和东晋的谢安相比。”孝宗即位不久，进封康伯为“信国公”。
孝宗即位不久，就开始积极地讨论准备北伐。为此，孝宗也就被后人视为比较好的一个皇帝。隆兴元年，张浚与陈康伯为首的主战派进军中原。在北伐前期，南宋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而在后期则是战况不佳，特别是在符离这个地方的一次大战，宋军溃不成军。符离之败使宋金两国的关系，再次的发生变化。孝宗开始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高宗这时站出来积极地主持和派，碍于高宗与众臣子的压力与议论，孝宗派淮西安抚使干办公事卢仲贤前往金军人营议和。
数月后，卢仲贤带回了金军议和的条件。但是，卢仲贤一回来就遇到了张栻弹劾，说卢仲贤是“辰国丧礼”。朝廷派卢伸贤去与金交涉中争论的最大的三件事：我方所要求的停止称臣的旧礼，对方也肯同意;对方所要求的岁币数量不变，我方不深加计较;其中没有达成一致的是，对方想要得到四州之地(海、泗、唐、邓)而我方以速还祖宗陵寝、钦宗棺椁为理由，不同意交还四州。针对此种谈判条件，陈康伯斥怒说：“这些人都因为祸福利害地于他们没有切身的关系，口出大话误害国家，以博取名声。这是关系到宗端社稷的大事，岂同儿戏。” 朝中两派再一次的争吵不休，陈康伯极力支持主战，最后还是太上皇帝出来极力支持主和派，这才打定了孝宗的心。这次的论战尚未结束，主和派又开始一齐弹劾陈康伯，陈康伯不得已请求罢官回乡并推荐张浚为相。因为随高宗亲征回来时康伯就染上了病，康伯曾请求了回乡，但是没有得到同意。这次请辞，孝宗答应了，同时又对陈康伯说“有宣召，慎勿辞”。还亲自召集百官为他饯行，“宰即府饯别，百官班送都门外”。这些可以看出孝宗对回乡的康伯仍然还是十分的敬重。
陈康伯是怎么死的
康伯走后，张浚代之。隆兴二年，金人又提出了无礼的要求。孝宗在主战派的鼓励之下命张浚视师两淮，全力奋战。汤思退及其同党百般攻击张浚，污蔑他“名曰备守，守未待发，名曰治兵，兵未必精”。孝宗最终还是屈从了主和派罢了张浚的相，由汤思退独任右相半年之久。汤思退与金人暗通声气，要求金军重兵迫和。金军挥师南下，由于主和派的主动撤防，金军轻而一举的攻破宋军的两淮防线。汤思退还极力主张放弃两淮，退守长江，尽快与金议和。面对险境，孝宗及时罢免了汤思退、决定重新起用因病出朝的陈康伯，任命他为左相，以支持大局。当时陈康伯的病还较严重，他的亲故们知道他又要再次入朝，纷纷来劝导不要出相，要他上书请求辞去相位。但是，康伯意正严词的说到“不然。吾大臣也，今国家危，当舆疾就道，幸上哀而归之尔。”虽然说，陈康伯的出相意味着主战派再一次的胜利，但终久还是无力回天，战争最后以宋军失败议和告终。
乾道元年二月，他向孝宗汇报完工作后就退去，走到官员值宿的房舍突然发病，用轿子抬到家中，就去世了，享年六十九岁，归葬于弋阳县新政乡九龙岗。孝宗赠授他太师之衔，定谥号为“文恭”，亲笔为他书写“旌忠显得之碑”的碑文，立碑在他的墓前。庆元初，“配享孝宗庙庭，改谥号文正。”之前，宋高宗曾称赞陈康伯“静重明敏，一语不妄发，真宰相也。”这应该是很中肯的评价。
陈康伯为人刚正不阿在国家危难之际，不顾惜自己个人的安危，临危赴人，挺身抗击金兵的入侵。身为孝宗之臣子，身为宋朝之臣民，“以经济自任，临事明断”不仅仅受到当 时君臣百姓的尊敬与爱戴，而且也成为后世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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