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门当户对的婚姻模式一直为人们所尊崇。因为婚姻并非只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家人之间的事情。两家结秦晋之好，大多时候都需要有相当的经济基础，有共同的话题，才能长长久久地维持着和睦的关系。而在宋代，这种门当户对的择偶观已经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对于女子来说，很多时候仕宦人家的女子或是富家女往往会下嫁家境贫寒的男子，而不是在同圈层中寻找夫婿。
这种择婿观念的转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才选拔制度的改变，科举制度在宋代盛行。纵观历朝历代所实行的人才选拔制度，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因其自身制度设计上存在着缺陷，在后期都成为了名门望族进入政治的工具。尤其是九品中正制。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造就了许多门阀世族，阶级固化，男女的联姻对象也多在各自的交际范围中寻找。
韩国首尔再现“科举考试”场景
而隋朝开创的科举制，经隋唐两代发展，到了宋朝已基本完善，再加上统治者赋予了科举与入仕为官的紧密联系，使得世间男子都对科举中帝趋之若鹜。当科举成为入仕的正途时，随之而来的就是对门阀的冲击，门阀世族无法凭借家族的力量去影响皇帝的决策，也就无法将自己的人安插进朝廷，若是家中没有才能出众的人，也只能逐渐没落。而通过科举为官的人，会从底层一跃而上，摇身一变成为官僚阶层中的一部分。
故而，“自五季以来， 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男子的家世在女子择婿过程并不成为主要观察点，因为通过科举制度白丁可以成为官身，一举改变自己的命运。
“今虽贫贱， 安知异时不富贵乎？”。
女方家人更为看重的是男子的才德和未来的发展潜能，有没有可能科举中第入朝为官，有没有良好的品德善待自家女儿。如宋朝人杜衍，他少时家贫，但被富豪相里氏看中，不仅将女儿许配给他，还资助杜衍完成科举；还有程朱理学的主角二程之一程颢，就被当时的户部侍郎彭思永“许妻以女”。
而宋朝“榜下捉婿”的现象则更能说明这种“高女嫁低男”的风气。在宋代，即使位居宰相，如生有女儿，也会在科举发榜之时，尽快为自己的女儿抢得一佳婿，并早日促成这桩婚姻。
因此，在“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政治局面下，将女儿许配给这些新科进士，其实是一种对未来的投资。无论是仕宦人家还是普通富豪，结识新科举人与他们来说都是一件有利无害的事。于仕宦人家，他们希望借助婚姻来为家族笼络人才，发展政治势力，从而使自己的家族在复杂多变的政局中立于不败之地。于普通富豪，他们需要一个为官的女婿改变家族的商人地位，从士农工商中的末位跳到首位。为此，他们“使之俯就， 一婿至千余缗”。
而另一方面，父母对于女儿未来的婚姻生活是否幸福还是有所在意的。
“三十始可出身， 四十乃得从事”。
这也就是说，大多数读书人取得功名时已不再是热血冲动的少年了。这时的他们更加稳重，不会轻易为情爱之事冲昏头脑，做出一些不利于家庭和睦的事。另一方面，为女儿选择一个门第较低的夫婿，有家族在背后支撑，嫁入夫婿家也更有底气，不会因家世而遭受冷遇。相反，夫家会因其受到妻子家人的帮助，而对妻子礼遇有加。
其实，宋代择婿观念的改变，“高女嫁低男”的现象以渐成风气。一场婚姻背后的操作者，实际上是男女双方的父母，这其中可以看出婚姻已经成为一桩生意，既然是生意，那么缔结婚姻更多是为了家族的利益，而非是男女双方的两情相悦，自由恋爱。当然，这其中有人能在婚后的相处中日久生情，生活越过越美好，但也有人会在婚后生活相看，最后男子出门寻花问柳，女子成为这深闺怨妇，一生都在无尽的怨恨中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