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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最后，我想提一下第一任常山王张耳。他的墓在石家庄市区小沿村，那个巨大的疙瘩被发掘以后，除了一枚刻有“长耳”二字、证明墓主人为张耳的铜印纽外，没有其他什么值钱东西，不但没有车马，就连一般陶器也比不了刘舜的墓。当时，连年战争使得经济凋敝，以至于“自天子不能具驷醇，而将相或乘牛车”。在这种情况下入土的张耳，加上又是异姓王，没有厚葬的条件。而经历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中期出现了“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局面。
刘舜的常山国管辖二十个县，户达十七万八千余，有学者按汉制“封者食租税，岁率二百”计算，发现刘舜在常山国每年可得税收三千五百余万钱，这一税额在各诸侯国中，也是屈指可数的。有了如此巨大的财力，刘舜才能建造起规模宏大的地下宫殿。
刘舜有钱过好日子，但奢侈是否一定意味着舒心?本版编辑牛珍涛曾在看完刘舜及刘胜墓的出土文物后，感慨为文，我录下来做本文收尾：“汉风遗燕赵，钟鼎铭中山;刘舜及刘胜，一醉两千年。青铜错金银，白玉嵌螺钿;安车驱驷驹，朱漆映帷幔。蛮腰舞长袖，素手递时鲜;酒馔迎觥爵，何暇绝韦编?塞耳拒夔鼓，闭目无狼烟;小楼自一统，国是首鼠端。繁华何足道，喟然但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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