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深信“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难除”，选拔大臣时，“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废事的清官。”为了彻底消除官员好名的风习，他还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和为他们建祠树碑。雍正过于倚重能员，鄙薄清官，这种矫枉过正的措施也产生了消极后果，即时人指责的“贪吏、酷吏者，无一不出能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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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乾隆时代，大大强化了雍正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倾向。他不仅贱视清官，而且对一切有沽名钓誉之嫌的官员深恶痛绝，绝不能容忍臣子以气节操守获取清名。而反过来，他却重用以和珅为首的一大批贪官污吏，为祸朝廷，鱼肉百姓。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日益松弛，清官不称于世，而贪官污吏出于能员者不乏其人。后来养廉银制度虽一直沿用，但各级官员不再以清廉品节相尚，虽一时畏于严法不敢出格，但忽略人品的砥砺与惩劝，已经埋下官场风气日渐衰落的隐患。
其实，纵观历朝历代的朝廷需要的，不是张扬的清官，而是听话的贪官。这些贪官之贪，说到底无非就是从老百姓身上搞点钱物而已，无伤大雅。如果以“清廉”为政治资本，则是公然挑衅皇权，要把权力从自己手里拿走。这才是是要命的事。独裁政治，考虑的永远是权力的垄断和独占，而不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康乾盛世”的产生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康、雍、乾三朝皇帝拥有独特的个人素质，他们凭借自己的才能延缓了封建社会衰败的进程，但是，却改变不了其日渐衰败的命运。“康乾盛世”的繁荣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回光返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