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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同意李文这样一段话：“对关公的信仰与崇拜，我们不能随意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实际上，通观全篇作品，李文对这种信仰和崇拜的意义是持肯定态度的;至于这种肯定是否简单化，则有待分析。
李文说：“中国经过上千载、亿兆人美化神化的关公，既是悬在人们头上的一把亮铮铮、光闪闪的良心宝剑，又是华夏民族用传统文化锤炼出的一个民族的人格坐标。”
在历数日下的世风后，李文说：“面对这一片片陌生、冷漠、麻木、残忍及戕害他人的灵魂废墟，善良的人们岂能不深切地呼唤关公，让关公那正直、仁义、充满着善与爱的大纛，重新在人们的心灵里猎猎飞舞!”
在我看来，这种对关羽的信仰和崇拜肯定是简单化的。说它简单化，是因为，它对被美化和神化的关羽在民族精神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是绝对的肯定，没有指出其必然具有的负面影响。说它简单化，还在于，它在肯定关羽神话对于挽救当世颓风的必要性时，并没有从更深层次思考一下：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借助一个神灵来救赎世人的灵魂?
李文承认，“文革”期间的造神运动是一场失败，“因为人与所谓的神之间，需要有极大的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当伟人从神坛走下后”，李文认为，需要有一个时间和空间距离都足够大的新神来占据当代人的心灵，因为“一个没有伟大英雄的民族，是世界上最没出息的生物之群”。当然，他这里所指的英雄或神就是关羽：“关羽的陵墓早已松柏拱矣，关圣作为一株凝有‘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却仍以其芬芳的松香长留在我们这个民族之间，并向世界四面八方的每个角落中弥散它的馨香。”
“一个没有伟大英雄的民族，是世界上最没出息的生物之群。”这话听起来不错，似乎不证自明。实际上这里“伟大英雄”是“被神化的人”或“英雄神话”的不确切的说法，李文在论述中将这两种不同概念给偷换了。针对这句话，我宁可说：“一个始终匍匐在神话英雄脚下的民族，是世界上最没有出息的生物之群。”
李文还举了一些事例：如毛泽东在谈及“关老爷的大刀”时高度赞许，对百姓信仰关羽表示宽容;美国总统里根竞选时在关帝庙祈祷以求得保佑;泰国法院开庭前全体法官在关羽像前宣誓;加拿大警察署允许华裔警察在办公室摆放关羽像;香港公共场所供奉关羽像十分普遍;九十年代以来东南沿海一带关羽庙香火鼎盛、崇拜者众多……在有意无意之间，李文将它们当成关羽神话在当代存在的必要性之根据。
在我看来，上述事例只是一些意义各别的社会现象，它们同一的含义只有一个：对关羽的信仰和崇拜是当代社会的一个事实。但已经存在的东西不一定是合理的，不一定是必要的，不一定是应该提倡的。
李文不仅是叙述关羽神化的过程和情况，它还作出论断：这种神话是否必要，对当代社会是否有积极意义。在这样做的时候，李文缺乏足够深入的分析，即使从“政论”的角度看，也显得过于随意。
在分析关羽神话问题时，我觉得有一点是应该提及的：我们的民族很容易产生对强势者的神化和崇拜(关羽的强势是他的勇武)，要消除它却艰难万分。即以当代而论，李文说“文革”期间的造神运动是一个失败，因为它缺乏极大的时间和空间距离，这话并不完全准确。有段时间，你随便坐上一辆出租车，就会看到那在你面前晃来晃去的伟人像。对的哥来说，它主要不是装饰品，而是守护神，保佑他平安和发财。伟人刚刚从政治神坛上走下，立即又被捧上民间的神坛，这说明我们的民族是多么善于造神，而且是多么实用。
那些愿意将人崇拜为神的人，自有他们的理由和缘故。作为社会和文化现象的探究者，他应该做的，不是加入到这个造神运动中去，不是将这个神作某些改造后再供人崇拜，而是将它还原为人，还原为一个跟我们一样毫无二致的人，一个我们可以理解而无须盲从的人，一个我们可以交流而无须仰望的人。在这一基础上，再进一步揭示造神的由来和意义。这样一种工作，我觉得，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净化和健全，才是十分必要的。自称“纪实文学”的李文，本该做这种还关羽以本色的工作，可惜它没有这样做。
现在不仅李文这样的文字作品标榜为“纪实”，影视作品中也有“历史正剧”之说。这成了一种很有意味的文化现象。历史也好，正剧也好，都意味着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尊重客观历史，而非胡编乱造，从而与“戏说”、“大话”之类的东西区别开来。实际上，这些作品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即以与李文相关联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而论，它被看做标准的历史正剧，实际上仍然是戏说，因为它依据的文字作品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本身就是戏说的产物。真正的三国“历史正剧”，应该依据《三国志》等正史来重新编写。所以我愿意再给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一个开玩笑的称呼：它不是历史正剧，而是假历史偏剧——假是指其所谓的历史是虚假的，偏是指其内容大大偏离了真正的史实。
注释：
〔1〕〔2〕参看缪钺主编：《三国志选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