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带领的淮军初到上海时曾被嘲笑“叫花子”

2021-06-14 13:07:45 作者: 李鸿章带领的

  李鸿章初到上海,就像一条出水蛟龙,一时间弄得风生水起,在上海滩这块“风水宝地”写下了国人最早的创业神话。当然,不论何种创业,都充满艰辛与坎坷,不屈与苦痛,李鸿章也不例外。六千五百名淮军,雇佣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水上交通工具——七艘洋轮,兵分三次从安庆而下,以近乎大摇大摆的姿态,不费一枪一弹、一兵一卒,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越太平天国铁桶般严密的防区天京及苏皖一带,顺利抵达上海。朝野上下,对“初出茅庐”的李鸿章不禁刮目相看。对这一近乎冒险的行动,李鸿章在一封致友人信中写道:“此行险阻艰危,当备尝之,成败利钝所弗计也。”

  上海各界盼援兵如久旱之盼云霓,而淮军杂乱的着装与简陋的装备令他们多少感到失望。特别是洋人,更是公开嘲笑不已,说李鸿章的淮军是“叫花子兵”。憋了九年闷气的李鸿章正想着如何扬眉吐气呢,不料以破釜沉舟的气概刚刚踏入上海,迎来的却是一股更加让人压抑的郁闷。他被逼到了墙角,除了拼命与成功,已是别无选择。李鸿章在上海站稳脚跟,使得中外人士对他刮目相看的首战之功,便是虹桥大捷。1862年 6月 17日,李秀成率太平军五六万人逼近上海,猛攻虹桥淮军兵营。到上海两个月了,淮军还没像模像样地打过一仗,不唯李鸿章,全军上下,都憋着一股气,攒着一股劲,总想寻个机会好好地打它一个漂亮仗。九年幕僚生涯,李鸿章经历的战阵可谓多矣,足以称得上一位沙场老将,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

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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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太平军远来奔袭、劳军疲乏的弱点,他决定抓住时机,趁其扎营未定之际主动迎敌。于是,李鸿章亲率各营淮军分成六队,在排炮的掩护下迅速出击。

  两军相接,很快便处于相互抗衡的胶着状态。太平军毕竟人多,超过淮军近十倍,时间一长,淮军力渐难支。而有过两次交锋失利,已对太平军怀有恐惧的数千洋兵,竟在洋泾浜作壁上观,迟迟不肯加入战阵。李鸿章见状,急得快要吐血了。成败胜负,在此一搏,只见他跃马冲出战阵,不作生还之想地向前冲去。淮军官兵见主帅如此不顾死活地拼命杀敌,全都以一当十,奋勇向前。两军相逢勇者胜,太平军遗下三千多具尸首,被迫后退,逃回泗泾。

  此仗打出了威风,也打开了局面,李鸿章深感痛快,不由得大肆渲染道:“鸿章以五千人击十万贼于虹桥,幸获大胜,松沪肃清。”回首战事,自然也免不了几分后怕:“幸而我军战胜,洋人悦服,若我军战败,无处立足矣!”

  强敌当前,尽管打了一场胜仗,李鸿章并未头脑发热虚骄狂躁。经过一番观察了解,觉得洋人当初的嘲笑并非没有道理。在上海这一中国开放最早,也是最为成功的对外通商口岸,李鸿章算是真正见识了洋人的“能耐”。

  高楼、电话、电报、报纸、自鸣钟、手表、西医等等诸多新鲜玩意、新生事物自不待言,以他尤为关注的军事来说,洋兵、洋枪、洋炮,的确令人敬畏不已。在致曾国藩的一封函札中,李鸿章写道:“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

  认识到己方不足,李鸿章的态度,不像清廷妄自尊大的满族遗老遗少、士大夫中的顽固守旧派那样,妖魔化地予以拒斥,而是放下架子虚心求教、尽力改进。在与洋人的交往中,李鸿章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个人风格的行动准则:“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他在淮军中首先更新武器装备,将在安庆建军时的小枪队、抬枪队、刀矛队完全革掉,换成欧洲洋枪。仅此一项,就使得淮军的战斗力迅速上升,超过以前两倍以上。然后,他又在亲兵营中增设两百名炮兵,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支炮兵部队,至苏常战事结束之时,淮军炮队已有六个营之多。

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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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此后大兴洋务实则从军务开始,先是从洋人手中批量购买枪炮,然后自己建厂生产所需弹药,制造各式武器。由军事而工商,由制器而萌生对西方其他事物的兴趣,然后全面学习借鉴,用以自强。如果说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筚路蓝缕的最早开创者,那么李鸿章则是其坚定不移的贯彻者、继承者与集大成者。虹桥之战关系上海安危,首战获胜,李鸿章信心倍增,乘机扩大战果,大举西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克青浦、嘉定、常熟、太仓、昆山、江阴等城。淮军兵锋所指,似乎无往而不胜。在一系列攻城略地的凯歌声中,李鸿章那与生俱来的“痞子”性格——无信无赖、痞劲痞味、痞腔痞调不禁暴露无遗,太仓城破,他下令围杀太平军一万多人 ;攻克昆山,擒杀淹死太平军约三万人,李鸿章竟将如此“惨劫”视为“快事”;特别是苏州杀降,更是将他推到了人性的审判台上。

  太平军驻守苏州的纳王郜永宽主动请降,并在城北洋澄湖的一只船上议订降约。淮军将领程学启立誓,常胜军首领戈登担保,郜永宽等人承诺杀死慕王谭绍光后率众来降,若用后世的观点来看,也算得上是起义投诚了。有过如此一番仪式,双方自然要遵守契约。商场如战场,战场也如商场,尽管明争暗斗,但可资依循的总的规则还是有的,比如双方订约,就得恪尽信守之责,否则后患无穷。当郜永宽等人如期献上谭绍光首级开城投降后,李鸿章却以降众太多,如果不杀掉首脑,任其上下联络,必将防不胜防为由,将受降的太平军郜永宽等八王全部杀掉。

  在人权、公法大行其道的西方社会,人们往往将荣誉与信义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当作证担保的戈登听说杀降消息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深感耻辱和极度伤心”;接着是大为愤怒,情不能持 ;然后是发誓要为冤死者报仇,杀掉背信弃义的李鸿章、程学启,以及“实际上他怀疑参与将诸王斩首和苏州屠杀的任何中国官员”。戈登想用两艘轮船捕捉李鸿章没有成功,便写了一封西人所谓的哀的美敦书,也就是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辞职,交由清廷审判,否则,他将兴兵强制清廷将攻克之地归还太平天国。据传,戈登曾携一杆短铳,四处寻觅李鸿章,要与他来一场私人对决,就像西人解决争端的古老方式那样。“鸿章避之,不敢归营。数日后,怒渐解,乃止。”曾国藩对李鸿章的人格缺陷早就洞若观火,时常或旁敲侧击,或直言指责 ;李鸿章也知己之短,总想改正,可就是改不了,稍不留神就露出“狐狸尾巴”,真可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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