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璮叛变”之后,忽必烈为什么又开始重用西域人?

2022-09-05 14:54:51 作者: &l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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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年冬,忽必烈打败了阿里不哥,但还没有把他彻底摧垮。这年,忽必烈驻在漠南越冬,继续全神贯注于北面的战事。但就在这时,1262年二月,山东发生了李璮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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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李璮叛变的起因

  李璮是李全的义子,发动变乱时是著名的汉人世侯,任山东益都行省长官、江淮大都督。在金末的动荡岁月里,李全于1214年十二月起兵反金,是山东红袄军起义领袖;1218年归附南宋;1227年五月又以青州投降蒙古,为山东淮南行省长官。1231年,李全攻宋的扬州,死于军阵,由李璮袭为益都行省长官。到1262年李璮发动变乱时,他统治益都一带已有三十余年,拥有重兵,根深蒂固。

  蒙古统治者招纳和利用汉人世侯,在中原地区逐渐建立了蒙古贵族与汉族地主的联合统治。但是在权益上双方是存在矛盾的。而与其他世侯相比,李璮更自有打算。他认为这是一个“干戈烂熳”的乱世,“狐居兔穴,暮烟残照”,蒙古统治中原,不见得已成定局。他不甘心屈居于蒙古汗权之下,一直在等待时机,以成就自己的帝王事业。蒙古屡次征调他的兵,他总是“诡辞不至”。

  蒙哥死,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斗,内地防务空虚,使李璮感到“易腔改调”的机会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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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南宋并未给予李璮实际上的支援

  李璮发动变乱是做了准备的。他不断扩大兵力,并擅自发兵修益都城堑。他的幕僚和岳丈王文统做到中书平章政事,两人秘密来往,勾结已久。他同其他汉人世侯也有私下的联系。他按例将子李彦简入质,但从益都至京师质子营暗设私驿。1262年正月,李璮密召李彦简乘私驿逃回山东。

  1262年二月李璮终于发动变乱,以海州、涟水等三城(今江苏东海县以东至涟水沿海一带)献给南宋,杀尽蒙古戍军后,挥兵北进益都。消息传到漠南,忽必烈立即筹划对策。他问老幕僚姚枢:“你看如何?”姚枢回答说:“李璮倘若直捣燕京,控扼居庸,那是上策;与宋连和,固守扰边,是中策,出兵济南,等待世侯响应,是下策。”忽必烈又问:“如今这个叛贼将如何行动?”姚枢说:“李璮必出下策,他只能等着被俘。”于是,忽必烈命诸王哈必赤率领各路蒙古、汉军从北方前线转师向南,讨伐李璮。

  不出姚枢所料,李璮果然进据济南,但没有更积极的行动。这是因为李璮虽握有重兵,但毕竟没有强大到足以直捣燕京,他就把希望寄托在其他世侯的响应上了。至于李璮与南宋的关系,彼此之间是谈不上信任的。李璮与蒙古反目后,南宋乘机利用,授予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路军马,封齐郡王,但并未给予实际上的支援。他们之间,只不过是相互利用而已。

  三、李璮之死

  李璮进据济南时,似乎是信心十足的。他“投笔书怀”,写了《水龙吟》一词,末尾两句是:“凭谁驱扫,眼底山河,胸中事业一声长啸,太平时相将近也,稳稳百年燕赵。”然而,这只是他自己心目中的假象。当时,各路蒙古、汉军已在向济南进逼。其他汉人世侯,除个别人外,不仅没有起来响应,而且都服从忽必烈的调度,参加了讨伐李璮的队伍。世侯们认为忽必烈的统治基本上是这些世侯可以接受的。而且忽必烈仍有强大兵力,他们意识到,为了保全和发展自己,与其反对他,不如继续追随他。

  四月,忽必烈增派史天泽到山东前线节度各路军队。史天泽到达济南,对哈必赤说,“李璮论计多端,又有精兵,不宣与他硬拚,应当长期围困。”从四月三日起,各路将士开河筑环城。五月时,李璮已被困在济南,不能复出。到六月中,城内粮绝,军心涣散。李璮知道复亡在即,于七月二十日投大明湖自尽,未死被俘。史天泽、张柔、严忠济(严实之子)等怕李璮吐露他们之间过去的关系,立刻把他在军前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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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李璮之变的影响

  李璮之变历时不到半年。虽然如此,它的影响却是很大的。忽必烈从此感到,尽管统治汉地当用汉法,但汉人不能完全信赖。他最重用的王文统竟是李璮一党,他当即予以诛杀。他对推荐过王文统的刘秉忠、廉希宪、商挺、张易等也都产生了怀疑。

  李璮与其他汉人世侯的秘密交往,他也看得很清楚,于是决心削夺世侯的权势。不过,当时的大局并不稳定,南有南宋,北有阿里不哥,而且世侯们势力很大,如今他们又心存顾虑,而对他们却仍需利用。所以,忽必烈慎重处置变后事宜,一面安抚济南一带军民,奖励未参加变乱的李璮部属;一面不追究过去与李璮的来往关系,连史天泽等擅杀李璮也置之不问。然后,在稳定局势的基础上,忽必烈果断地剥夺世侯权力,一步一步地采取下列措施:

  1262年十二月,在各路实行军民分职,“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

  1263年正月,诸路奥鲁官(管理军需后勤)不再隶属于万户,凡奥鲁官内有各万户子、弟及私人的,一律罢免。

  二月,诏各路私造军器者处死。

  同年决定,汉人世侯子、弟不得预政,已任官的一律罢免。

  1264年十二月,取消世侯的世袭制,立迁转法。

  1265年二月,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入充同知,定为制度。

  李璮之变后,汉人世侯们很不自安。但是,他们不可能再步李璮的后尘,而只想投合忽必烈的心思,以消除忽必烈对自己的疑虑。史天泽当时声望最高,他就带头主动请求削权,使忽必烈顺利地实行了上列措施。

  李璮之变后,在加强中央集权、削夺世侯权力的前提下,蒙汉封建阶级的联合才保持下来了。与此同时,忽必烈开始重用西域人。这样,在忽必烈后期,回回、畏兀儿官僚势力就几度得势,掌握了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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