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
生活很美好。
对于小小（化名）来说，现阶段是她奋斗多年达到的一个比较满意的点——
30岁的她，在香港读博士二年级，日常在香港、广州和深圳三头跑，收集研究数据，计划着论文进程，有空时会去跑步、爬山，还和一直相互支持的丈夫在广州有一个小家。
如果不回溯过去，人们很难将这个短发、乐观、有些娃娃脸的女孩和辍学、进厂、打工等词联系起来。
在社交平台上，小小分享了自己就职和求学的经历，引发关注。
“2007年，山西某单位餐厅服务员；2008年，北京丰台电话销售；2009年，北京通州一网吧收银员；2010年，北京通州电话销售；2011年，北京通州小推车摊煎饼、卖玉米......”
在社交平台上，她分享了这段“人生时间线”，受到关注。
13岁时，因家庭原因，小小未能读完初一就辍学打工，年龄太小加上密集劳动，让她感到困窘和迷茫，不得不用幻想逃避现实生活。打了五年工，小小依然处于“混沌”之中，其间父亲又因车祸丧生，牵着她的最后一根家庭的线也断了。
在网友的启发下，她决定继续通过成人自考的方式继续接受教育。她一边工作一边完成了专科、本科科目的学习，拿到学历后又申请了香港的研究生，并于2018年去香港理工大学攻读硕士。
即使四处漂泊，她也一直带着父亲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自考时期的证件和成绩单。“虽然没什么用，但这是我和过去的联系，我不想忘掉。”
在少年时代，她经历了复杂的人和事，但并不能像别的孩子一样自由地抒发感情。当下，她重新审视了过去的悲伤、快乐和疑惑，也聊到了对个人成长、原生家庭和阶层流动等的认知。例如，她说，“十年之内，或者永远，我们不会考虑要小孩”。她说这和自己过去的经历无关，她不觉得对于一个女性，事业、自我和孩子可以兼得。
以下是她的口述：
一、“进入社会时，我还是个孩子”
自十三四岁离开学校、离开家，我人生中有了很长的一个空白期，无法在学校完成的社会化，却在真正的“社会”被动完成了。2011年也就是18岁那年，我开始自考，先后考取了大专和本科学历。2018年，我申请了香港理工大学的硕士，并于毕业一年后攻读博士学位，真正拥有了一直渴望的老师和同学。
我之所以愿意公开分享的这些经历，是源于朋友的信任。一些朋友把我当成精神支柱，遇到困难甚至会代入我的角色去思考。我想，或许我的分享能展示另外一种可能性。
我是1993年出生的，老家在河北乡下，但长这么大我也就回去过几次，所以我对家乡印象不多。我亲生母亲在我不记事时就和我爸离婚了，我不知道她的姓名，也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
打有记忆起，我爸就带着我在北京打工。北京丰台郊区有很多平房，我们租住在其中的一间，我爸当时用马车拉拆迁后的房子剩下来的砖瓦，清理后再把这些砖头卖出去。平房的院子里总是停着很多马，弥漫着臭臭的马粪味。
小小（最左边粉色衣服的小女孩）和父亲在北京。
父亲过得很拮据，平时吃完的菜底，倒点热水就变成了一碗汤，就这样喝。但他对我是好的，没有大声对我说过一句话，更别提打我，我过生日，他会给我买一个两块五的炸鸡排，味道我现在还记得。
我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再娶了。继母来了之后，租的房子大了一点，可以放下一个炕和一个上下床，父亲和继母睡炕，我和继母带来的女儿睡上下床。继母对我很苛刻，不希望我看电视，觉得费电。我也用不起卫生巾，都是把卫生纸叠起来用，或者把破衣服剪一剪夹在裤裆里，北京的冬天，冷的不只是我的上半身，我的整个下半身都冻透了。
那会儿我成绩还不错，拿了奖状回家，继母会把奖状烧掉，就连我做作业，她也总说我在“装样子”，把我的作业丢到地上。那段时间，我觉得他们三个人好像是一家子，而我是被孤立的那一个。为了不在家里待着，我总是天还没亮时就去学校，晚上也会拖一会儿再回。在我爸的观念里，这些都不算什么，他们那一辈人可能觉得没有少吃少穿就够了，很少关注你的想法。
当时，我在丰台区一个打工子弟学校读书，里面的学生基本都没有家长管束，不怎么学习。我同样没人照顾，头上长满虱子。我喜欢和那些“坏孩子”玩，但同时我也有很强的好胜心。老师在黑板上出题时，最后一个题刚写完，我就是要做第一个举手写完答案的那个人。我想，或许就是这种连续而稳定的想要获得成就的动机感，一直支撑着我到现在。
因为成绩不错，老师对我很关注，他们觉得我是个好苗子。不过，我还是在初一就辍学了。父亲和继母觉得身边人都没怎么读书，出去打工反而能给家里钱，就决定送我出去打工。我当时年龄太小，没有能力反抗，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