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孔丛子》有的版本记录孔鲋明确说到“有用之学”。叶氏藏本、蔡宗尧本、汉承弼校跋本、章钰校跋本孔鲋语都可以看到“吾不为有用之学，知吾者唯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字样。明人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二八《艺苑三·图籍》引《孔丛子》所载子鱼语则作：“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唯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资治通鉴》所取用的，应当就是这一记录。孔鲋言辞所透露的信息，似乎可以反映秦时当政者对所谓“无用之学”的轻蔑与无知。
秦文化高度务实的倾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积极作用得以突出显现。秦实现统一，技术层面诸多优越条件的作用（王子今：《秦统一原因的技术层面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应与此有密切关系。但是另一方面，推崇“实用”之学至于极端，简单武断地否定所谓“不用之学”“无用之学”，自然不利于历史意义深刻而长久的理论思考、文化建设和教育进步（王子今：《秦“功用”追求的极端性及其文化影响》，《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0辑）。
有学者曾经指出：“秦之学术的作用多在形而下的实用方面。这个特点实际在于由秦国到秦王朝的统治者对学术的约束而形成的。”“秦统治者的这种态度也是春秋战国时期严峻的国与国的政治形势决定的。他们需要的是用速成的办法富国强兵，以应付当时对秦国不利的国际环境。这样一来，真正思辨的思想家是难于见用的。”（张文立、宋尚文：《秦学术史探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这样的意见是基本正确的。然而，既要看到当时普遍的政治情势，也应当注意秦人“功用”追求的极端化特征及其文化传统背景。孔鲋“吾为无用之学”，“秦非吾友”的表态，是清醒的政治态度的申明，也体现了对确定的文化立场的坚守。
《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01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