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留下千古美名的汉文帝刘恒，他的特点是非常宽仁。
近期被人吹上天的宋仁宗跟他还有一定差距。
从赋税角度说，宋仁宗时期对百姓征以重税，而汉文帝是十五税一，还曾经多次实行全民免税或免去一半税收。
从刑罚方面说，宋仁宗时期恢复了凌迟刑，这当然是一种文明的倒退，而汉文帝时期废除了肉刑。
从社会视角说，宋仁宗时代“风俗薄、衣食穷”，汉文帝时代百姓殷富，民风醇厚。
汉文帝用的官员总体上“少文多质”“论议务在宽厚”，他还选用公正著称的张释之为廷尉，主管全国司法，以至于一年“断狱四百”，受刑者只有区区数百，堪比唐朝贞观之治。
汉文帝执政十三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影响的事件。齐国的太仓令淳于公触犯法令，准备受肉刑，他在家中被抓走时叹息说：“我只有五个女儿，临到大事没有儿子为我奔走。”
他的幼女缇萦却立志为父亲申诉。她上书给文帝：“父亲一向廉洁，这次却犯法受刑，现在法律严酷，人死不可复生，肉刑不可复长，没有给人改过的机会。我愿意自己充为奴婢，为父赎罪”。
文帝看到这封上书深受震动。
他说：我很惭愧。
我以为我们的国家已经很好了。
国家法律竟然还有三种肉刑。
他们都是我的子民，犯罪受刑也是因为我的教化不到位。
斩断肢体，刻入肌肤，终生不能恢复，这样的刑罚是不道德的。
难道做父母的，会用这样的刑罚来对待子女吗？
现在必须立即废除肉刑！用其他的法令替代。
负责此事的丞相张仓、御史大夫冯敬却玩了个花招。
他们在改定法令的时候，把割鼻子的劓刑，改为笞三百；斩左脚趾的，改为笞五百；斩右脚趾的，直接改为死刑。
文帝以为法令已经按照自己的意志调整好了，没有认真细究，直接同意了。
笞三百和笞五百，大部分就是活活打死了。斩右脚趾的，直接改为死刑。
实际上三种肉刑都变成了死刑。
历史上对这次废除肉刑的评价是“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
这是汉文帝所没有觉察到的，也说明他作为皇帝，仁厚有余而明察不足，很容易被手下奸猾的官僚欺骗。
不过，由于文帝对于刑罚的态度是更加宽松，主要依靠道德教化，他所治下的社会风气是宽容自由，人民家家富足，遵纪守法。
到了汉武帝时代，以文景时代积累的国家财富，不断兴兵征讨四方，汉朝的版图急剧扩大。
可以说现代中国的版图，有很大一部分是汉武帝时期奠定的。
然而，武帝时期的社会景象和氛围已经完全变了。
路上到处是被迫迁移到边地的百姓，还有各种因小过被抓捕押解的犯人。
当然更多的，是开赴到边疆各处的，大量百姓或者犯人组成的军队。
江、淮流域的百姓，被征发参加对南越、东越的大规模战争。
巴、蜀地区的居民，则参加对西南夷崇山峻岭的艰难开拓。
燕、齐之间的人民，靡然发动对东北亚民族、远东半岛的拓展。
另外，还通过全天下征兵、征集马匹来对付最强大的匈奴人。
卫青驱逐了黄河曲以南匈奴人的地区，汉朝设置朔方郡，从内地迁徙十多万人筑城守卫。
后来又设立张掖、酒泉等郡，设置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戊田之”。
卫青一次出击匈奴，对汉军的封赏就达黄金20余万斤，另外一次赏赐了50万金，兵甲转漕的费用还不算在里面。
霍去病出击匈奴，大获全胜。匈奴浑邪王率数万众来投降，武帝发车3万辆迎接。对汉军和归降匈奴的赏赐达到了百余巨万。
在多次战役取得重大战果同时，汉军士马往往伤亡达十余万，军费更是天文数字。
武帝为了筹措军费，把上林苑的白鹿杀了，制作“皮币”，一尺面值四十万钱，并强迫王侯、宗室朝觐时重金购买。
武帝还铸造银锡为成分的合金币，龙纹面值三千钱、马纹面值五百钱，龟纹面值三百钱。有点接近于现代的纸币了，花样百出的货币，引起百姓们竞相盗铸，制作伪币的人被抓起来杀头的数十万计。
即便如此，汉朝的国库变得捉襟见肘，渐渐军饷都发不出了。
武帝又把矛头对准了富人，开始征收“算缗”，即让富人自己申报财产，政府按比例征收财产税。
结果，汉政府的税收并没有因“算缗”增加多少。
于是，武帝又发明了“告缗”，让群众相互揭发有隐匿财产的，被举报者财产充公，举报者得到一半财产的奖励。
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小人无赖们闻风而动，“告缗”几乎铲除了汉朝整个的富有阶层，“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
汉朝的财政得到了缓解，汉武帝也知道这样做是杀鸡取卵，不是长久之计。
很幸运，终于出了个理财能手桑弘羊。
武帝在以桑弘羊等能人辅佐下，出台了盐、铁、酒专卖政策，并建立均输、平准制度，政府还公然卖爵位，捐献粮食能换个吏做，终于又把经济勉强盘活，濒临崩溃的汉朝又缓过劲来。
在这一场对全民财富大劫掠的过程中，武帝重用酷吏，深文弄法，鞭笞天下，大批百姓破产、锒铛入狱。以至于楼船将军杨仆率领南征的汉军20万人全是罪人组成的。
武帝修改的律令里，死刑有“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创造了世界之最。
他滥用宫刑，太史公司马迁、他所宠爱的李夫人兄长李延年，都遭受过宫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