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经诞生出无数瑰宝级的文化文明成果，无论是物质或是精神层面，都给后人留下丰富的文史和智慧财富。既有阳春白雪般的高雅，也有市井小巷般的通俗，也有介于雅与俗间的雅俗共赏。这些文明的火种，文化的基因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暗淡下去，而是陪伴历史的演进不断地熠熠生辉。
如此繁多复杂的文明遗产中，有一类文化别具一格，它是老祖宗根据过去生产的经验和生活的阅历总结出来的珠连妙语，不仅有着言简意赅、便于识记的优势，更能够对后人的生产和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它便是民间农谚俗语。
鲁迅与孔乙己那些“可怜”“可恨”的事儿
根据不完全统计，诸多俗语中有一句话普及率特别高，那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至于此话出自哪里，早已经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它首次登上“大雅之堂”的文学领域，得益于鲁迅先生的名作《孔乙己》，孔乙己的人物形象被鲁迅先生创作出来后，一直是个褒贬不一的人物，至少鲁迅先生对他的评价很是一般。鲁迅先生说孔乙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确如鲁迅先生所言，孔乙己是个可怜之人。他的可怜又是多重的，既由环境的造就，又有个人因素所致。一个旧社会的读书人，半生读书读到人生走到“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地步，确实值得人深感同情。无处释怀的孔乙己，本想以读书入仕，结果科举向他关上大门，孔乙己恰好又赶上知识廉价的年代，所以一个蓬头垢面、以酒为乐的落魄书生形象跃然纸上。
鲁迅先生对孔乙己的观点，首先将孔乙己视为可怜的弱者。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人类最基本的天性是懂得悲悯，这也是人却别于动物最大的不同，孟子所说“人禽之辨”恰恰如此。所以，当人走在匆匆闹市，遇上一些风烛残年的乞讨者，内心不免生发出一种怜悯和同情，恰恰是对痛苦的感知，才崔发出对弱者的可怜。
孔乙己的可怜自然无需多言，他的可恨之处才是鲁迅先生关注的焦点。鲁迅先生借孔乙己讽刺那些四肢不勤的“封建遗老”，孔乙己放在今天社会，是那些眼高手低的人。总是觉得自己很在行，实际上样样稀松平常。孔乙己明知读书科举的道路已经行不通，却还以此为能事，将那些“之乎者也”作为高贵于众人的资本。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还相当然地看不起周围“碌碌无为”的人。
这样的人历朝历代都有，很多人有着不错的出身和良好的教育，却因为过于孤高自傲，总觉得身边的人都不如自己，换工作比换衣服还勤快，试问这样的人又如何能够有所建树。所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怜与可恨，既是事物的一体两面，又有着前因后果的关系。人可能因可怜而变得可恨，也有可能因可恨变得可怜。
可恨的人到底是否值得可悲
很多人往往都知道此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很少有人关注“可恨之人”又会怎样，俗语中解释说“可恨之人亦有可悲之处”。
上到帝王贵胄，下到黎民苍生，可恨之人总是不绝于史。隋炀帝杨广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杨广是隋朝二世君主，隋朝的灭亡，杨广更是“功不可没”。如此一位堪比秦始皇的暴君，他遭人很的程度应该一直排名历史前茅。很难想象，当年筑长城、凿运河、征高丽等大隋天子，身后之事居然不及草莽之人。唐代大文学家罗隐有诗《炀帝陵》写道“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半亩田”。
曾经在大运河上威风八面，大臣嫔妃前拥后簇巡游天下的隋炀帝只有半亩地规模的皇陵，算得上历史上最可悲的帝王。恰恰是同一人，隋炀帝兼具可恨与可悲双重矛盾。
他得意时，不顾及他人的感受，不听从群臣的劝谏，不以历史为得失之鉴，任意妄为的结果是终致隋朝二世而亡。诚如史书上说的那样，可怜二世隋天子，犹向宫中望太平。杨广的身后之事遭人同情悲悯，但转念一想他生前的所作所为，这样的结局也完全符合情理之中。
另外，历史上两大亡国之君——李后主和宋徽宗。那位感叹“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李煜，被俘入宋朝皇宫，五十多岁离奇暴毙，想想他在南唐时歌舞笙箫、文恬武嬉的日子，难道不该遭人可恨可悲吗。宋徽宗更不必多说，在位期间，是宋朝历史上奸相辈出的时代，最终的代价是导致“靖康之变”发生，自己被俘到大草原放牧种地。
不要浪费悲悯的情怀
千古悠悠，红尘滚滚。“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亦有可悲之苦”，两句话结合在一起，道出尘世间多少沧桑落寞，更将人性中复杂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读史君认为，同情心与同理心是很昂贵的东西，面对世间的悲悯，要辩证地发出自己的情理，内心中要有一把度量的尺子，学会辨别“善恶”“是非”“曲直”“好坏”，再决定采取“可怜”“可悲”“可恨”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