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重要新发现,禹会村城垣的发现为何可确认为尧舜之都邑

2020-11-05 22:41:54 作者: 考古中国重要

(作者:赵辉)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其文化与文明起源地,至今仍是一个历史文化之谜?为了破解这一中国历史谜团,中国先后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20年8月中国国家文物局再次启动“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2020-2024)重大项目,继续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作的深入开展。

“夏之兴也以涂山”,在对黄河二里头遗址考古60年无果的情况下,“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2020-2024)项目史无前例地将“夏之兴也以涂山”所在地的安徽加入到夏文化研究之列,促使夏文化研究工作迈入正确的研究方向。

“夏王朝的确定,是探索五千年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这样一个大课题的基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考古学家李伯谦如是说。虽然二里头考古遗址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研究遗址,并被一些研究专家解读为夏王朝中晚期的都邑,除了遗址年代接近夏王朝中晚期外,并无任何文献、文化与考古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因此,二里头考古遗址无法建立可靠可信的依据,证明二里头遗址与夏王朝的对应关系。

2020年10月29日在淮河之滨的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举行了“禹会遗址聚落考古新发现学术交流会”,国内史前研究专家齐聚涂山禹会村,确立、探讨、交流了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新发现的聚落与城垣的考古学意义,对夏文化研究的深远影响。

研究夏文化,首先要确立夏王朝的地望,在夏王朝地望之外去研究夏文化,只能是舍本逐末、水中捞月,无法使得夏文化研究取得令世人信服的学术成果。“夏之兴也以涂山”“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禹娶涂山氏,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些中国文献典籍中的记载无不将大禹治水与夏王朝的建立,指向淮河涂山这一明确的地理标志。离开了对淮河涂山的历史与考古研究,夏王朝与夏文化以及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就无从谈起。因此,夏王朝研究离不开涂山,夏文化研究离不开涂山,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探源离不开涂山;一言以蔽之,淮河涂山是展开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基石,不论你是主动接受还是被动接受。

政体的更迭、统治中心的变化可以有一个地理的跳跃,但文化的形成、文明的建立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在文化文明形成的初期。夏王朝的建立在淮河涂山,那么夏王朝之前的尧舜禹时期的文化与文明的形成,也必定诞生在淮河涂山地区。因为,作为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王朝的建立,是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民众基础与文化基础。没有雄厚物质基础,是养活不了众多的民众;没有众多的民众,是培育不了文化;没有广泛文化的基础,是建立不了文明;没有高度的文明基础,是建立不了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王朝的建立,正是建立在尧、舜、禹时期形成的高度华夏文明,并成为华夏民族、中华文明万世敬仰的黄金年代。

因此,禹会遗址城垣的考古发现与城址外围200万平方米范围内龙山文化遗迹聚落的考古发现,反映了龙山时代淮河涂山地区人口加速增长和集中化的社会背景,也是淮河流域中华文明史前城市化的记录。禹墟遗址考古新发现证明了夏王朝在涂山地区的建立,是有着丰富的人口基础与文化基础。

中国文献典籍记载,尧禅让于舜,舜禅让于禹,大禹与涂山氏之子启在尧舜禹时期积累形成的文明基础上,终于在涂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王朝,开启了华夏文化与中华文明高速发展时期,成为华夏民族与中华民族称谓的来源。因此,从人类文化、文明发展的过程来说,不仅大禹治水在涂山地区,夏王朝建立在涂山地区,而且尧舜禹禅让制度的形成也产生于涂山地区,涂山地区是尧舜禹生产生活统治的中心地区。

正因为尧、舜、禹生产、生活于涂山地区,管理着涂山淮河上下游的华夏人民,治理淮河几年一遇的淮河夏季季节性水患,就成为尧、舜、禹首要解决的民生问题。淮河流域是中国的粮食主产区,不仅现代是,在古代粮食生产更是一个地区文化文明发展的基础。为了根治淮河水患,保障华夏人民的生产生活,尧舜禹把治理淮河水患作为仁政的第一要务,就理所当然。就如新中国建立之初,“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就成为新政权造福于民的首要工作。

禹会村考古遗址,不仅是中国文献典籍记载大禹会诸侯之地,同时也是尧舜二帝治理天下的都邑。正因为其位于淮河之滨,直接遭受淮河洪水的侵害,治理淮河洪水的任务更加迫切。当大禹之父鲧,经过九年时间的筑堤,来保护禹会村的尧舜都邑,再次遇到淮河大洪水时,功亏一溃治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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