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传国玉玺”,历经千年为何神秘失踪,还能不能找到?

2020-11-07 23:37:11 作者: 秦始皇的“传

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再没有一件能像传国玉玺这样跨越两千年,而至今仍能令人兴趣满满的国宝了。这是因为,它实在是太特殊、太重要了。

在中国古代,只有皇帝、皇后、皇太后所用的印章才能称之为“玺”,而大臣们用的印章只能叫做“印”。一旦逾制,动辄有杀头的危险。可以说,“玺”这一个汉字本身就携带着某种权力色彩。

而这层权力色彩,在“传国玉玺”身上就变得更加浓烈了。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笼罩在传国玉玺身上的争夺杀戮,以及它去向的谜团也变得越来越多。

相传传国玉玺为秦始皇嬴政,利用赵国所传的至宝和氏璧所刻的玉玺,正面还刻有丞相李斯撰写的“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八个大字。

但事实上,这一则信息里至少有两点是存有争议的,首先是传国玉玺由和氏璧制造之说。

虽然这一说法在如今广为流传,但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传国玉玺最初的记载文献《史记》,就会发现在这一记载中根本没有提及所谓的“和氏璧”。司马迁明确指明的,是传国玉玺由秦国特产的蓝田玉所制,这与《韩非子》等书中关于和氏璧采于楚国荆山的说法相矛盾。

而真正创造出和氏璧制传国玉玺之说的,其实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大臣崔浩。但从秦代到南北朝,还隔着东西汉、三国两晋等数个朝代,这位仁兄所能获得的资料,早不知是第几手的了,因此他的说法很值得怀疑。

不仅传国玉玺本身的质地和来源存疑,就连它上面所写的文字,历代也有着不同的记载。

比如,《吴书》的作者东汉人卫宏认为,传国玉玺上面刻的文字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而皇甫谧则认为是“受命于天,既寿且康”。

与两人差别最大的是《晋阳秋》,它的记载时“昊天之命,皇帝寿昌”,堪称非主流。与它类似的是《宋书》“受天之命,皇帝寿昌”。

由于后两种说法的作者在年代上距离秦朝更加久远,如今基本上后两者的记载都没被史学家所认可,而第一版本《吴书》作者卫宏,曾经是光武帝刘秀本人的机要秘书,可信度相对更高。

值得玩味的是,因为给《三国志》作注而被我们熟知的裴松之,就曾经讨论了以上这几种不同版本的记载,但是在给三国志作注时,他却有意识地避免了站队,甚至不对后面两种明显有违主流的说法进行评论。

原因是《宋书》“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的说法,本就是刘宋政权的官方说辞,而刘宋也曾经号称获得了这枚传国玉玺,因此身为刘宋政权的正宗官员,他自然不可能主动拆台。

这可能才是传国玉玺谜团不断的根源,因为围绕着它的故事,极有可能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各种说法完全出自于各方势力本身的需要。

从秦始皇下令制作传国玉玺开始,这枚玉玺曾经经历数十个时代的改换,在战乱和烽火中,统治者们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但这些“获玺”的过程,到底有哪些是真的,并不容易考证。

尤其是当玉玺因为战乱而消失在人们视野后,它再次出现时究竟还是不是原主,就牵涉到了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了。

比如,东汉末年,董卓作乱京都,诸侯群起攻之,孙坚攻入洛阳后曾经寻得玉玺下落,这也是玉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失而复得”。此时由于玉玺消失并不算久,通过一些细节的考察和探究,人们还能确认其真假。

但到了南北朝时期,频发的战乱让玉玺多次易手,从前赵到后赵,从后赵到冉魏,再到东晋以及之后的宋齐梁陈,我们其实已经很难再对这些史料记载进行一一辨别。

而《宋书》“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的记载,就更让传国玉玺的真伪变得扑朔迷离。到底是原先的记载有误,还是编写《宋书》的作者本人没有亲眼得见玉玺才出现谬传,又或是玉玺丢失,才会有假玉玺和伪刻字?

作为后人,我们只能通过史料记载和常理推断进行分析。如果说在这一阶段,人们对于传国玉玺的真伪还只是怀疑的话,那之后关于玉玺的历史记载就更加扑朔迷离。

尤其是到了后唐时,后唐末代皇帝李从珂举族自焚于玄武楼,流传至他手中的传国玉玺就此失踪。主流观点认为,这就是传国玉玺的最终归宿。

在这之后,宋哲宗时农夫进献的传国玉玺也好,元朝时期忽然出现在市场的宝玺也罢,都未能真正得到人们的认可。一来,这些所谓的传国玉玺来历可疑;二来,它们也都不符合文献中对玉玺特征的记载。

而清代就更有趣了,乾隆曾经有两块被认为是传国玉玺的印章,只不过坚信满人以弓马骑射立国的乾隆,并不十分迷信传国玉玺背后君权神授的价值观,他直接宣布两块玉玺皆为赝品。

自此,乾隆算是给这桩上千年的“寻宝活动”划上了一个句号,在历史上数隐数现的传国玉玺之说,才有了盖棺定论的结局:玉玺已失,无需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