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入五万的清华男,仍然逃不出“普却信”?

2021-04-15 14:02:29 作者: 月入五万的清

说到底,没有人可以从性别歧视、偏见和不公正中受益。男性并不是“性别平等”的敌人,反而和女性一样是受害者。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新的性别架构、新的话语体系与新的行动纲领:在抵抗、拆解父权制的同时,提供一个新的接纳所有人的性别相处模式,这才是颠覆父权制的开端。

近日,一则征婚帖子引爆网络。来自山西的张某玮在某社交平台发布的征婚帖中宣称,自己月入五万,是一名“斜杠青年”(不再满足专一职业的生活方式,而选择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的人群),本职工作是大学老师,欲找一名有意在当地长期发展的姑娘恋爱结婚。

月入五万的清华男,仍然逃不出“普却信”?

▲ 张某玮发布的征婚帖。 ? 豆瓣

最开始,一些人支持他的举动,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外貌不体面,不是单纯地征婚,而是炫耀收入与学历,“在小地方过美滋滋的日子”。事情很快发酵,和网络上反复出现的交锋一样,这个针对个人征婚行为的评论不久便成了两性对立的又一次口水战。

“普信男”出自著名的脱口秀。“为什么他(男人)看起来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随后被引申指向普普通通,样貌一般,收入一般,但是对自己的判定虚高,有着迷之自信的男性。之后更进一步被用来攻击任何“不够优秀”的男性。

这些年,互联网上有关婚姻的争论越来越多,一些网友自然而然地以性别为界限划分出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一方强调女性权益早已过高,女性都是“只知权利,不知义务”的“田园女权”,另一方的观点则一言以蔽之,“男人皆祸害”。婚房彩礼,则常常是争论的焦点。

▌经济上受伤:婚房彩礼背后的赚赔逻辑

日常生活中,有一种大多数人不自觉的概念认知:在涉及到身体的观看、触摸和性的问题上,男性多半是“赚到”,而女性多半是“吃亏”。在《豪爽女人》中,何春蕤将这种现象称为“赚赔逻辑”。

简单来说,她认为赚赔逻辑的形成大致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人们对于性的贬抑及对所谓贞操观的坚持。这种观念认为:女性就应该忠贞、从属于某个男人,女性的性与身体,也不是女性自己能任意提及的事。在这样的观念下,女性的任务似乎只有一个:保持自己身体的“完整性”。第二则是父权制度对于这种贞操观及处女情结的掩饰。父权制度通过创造一个相当特别的观念,即女性的身体是珍贵的,来让女性产生“保持身体完整”的自觉意识,并使女性认识到,只要给出身体,就是一件代价极高昂的事,从而使女性的身体能尽量“忠于”男方。

这些观念被整合后的结果,就是赚赔逻辑:如果女性没有得到男性给出的对于婚姻或交往的承诺作为交易代价,而轻易给出身体,那么绝对是自己吃亏。而对男性而言,女性的身体既然如此“昂贵”,女性也不能轻易给出自己的身体,若自己能在无意中得到,甚至不用付出太多代价(传统观念下这种代价包括婚姻、感情)就能得到,那自然是赚到的事。

这种物化女性身体的结果,就是婚姻意味着“获得”女性的身体,相应地,男性就需要为这份“获得”而有所付出。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青年教师李永萍在一文中指出,“在南方宗族性村庄,比如在广东清远,彩礼仍然被认为是对女方父母的补偿,在江西,当地的农民把彩礼叫做‘奶浆钱’和‘育生钱’。从这种叫法也可以看得出,彩礼是对女方父母养育女儿的补偿。在北方农村,主要是在华北地区比如河南农村,彩礼主要是给新婚小家庭的。但在结婚之前,会专门有一个给彩礼的仪式,名义上彩礼仍然是给女方父母,但是女方父母通常都会在女儿出嫁时把彩礼全部给女儿。”

尽管南北方各有差异,但总的来说,婚房彩礼的要求同样可以被视作是赚赔逻辑的产物。不论是给予父母还是归还给女儿,正因为女性的身体如此“珍贵”,娶的一方才必须给予一些补偿。

当然,在今天,婚房彩礼的存在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早已不只是“赚赔逻辑”的产物。传统上女性被假定为结婚后需要承担家务、育儿、照料家人等无薪的劳动,生育后女性进入/回归职场又很更可能被假定为不务正业、没有职业追求、会为家庭牺牲事业,其社会评价、薪资和升职机会无一例外将受到负面影响。婚房彩礼,某种程度上是婚前女性及女性家庭需要得到的一粒“定心丸”和补偿。

月入五万的清华男,仍然逃不出“普却信”?

▲ 婚房彩礼,某种程度上是婚前女性及女性家庭需要得到的一粒“定心丸”和补偿。 ? unsplash.com

▌心理上受伤:“男性必须具有男性气概”

在父权制的影响下,社会通常预设一个“好父亲”的形象,这一形象的典型特征是在于阳刚、有竞争力、能够养家,也就是“男子气概”(masculinity)。男子气概指涉的不仅是社会大众认为男性该有的特质与理想,还强调这些特质是判定一个“成功男人”的重要指标。反之,落入贫穷阶级的男性(loser),反映的是男子气概的挫败经验。

当父权社会仍旧将男性视为异性恋关系里的主动方,以及异性恋家庭里的主要抚养者,加上社会以个人的经济生产力和消费力评估个人价值,男性的经济能力便更加成为用来评量一个男性是否符合父权社会所设下的“合格男性”标准的重要指标。在这样的要求下,展现自身财力也成为在关系中掌握主动性和控制权的关键。在这样的相互作用下,“经济能力”与“合格男性”这套逻辑自然也被应用在家庭关系中,成为评量男性是否是“理想成家对象”的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评量过程不只发生在女性身上,男性自身也经常内化这些标准,以此期许自己成为社会上可受尊敬与赞扬的男性样板。并且,男性经常在这样的评量中彼此竞争。成家结婚的男性所渴望取得的,往往不只是女性的爱慕,更是其他男性的认可甚至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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