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之死

2020-08-01 00:05:07 作者: 年羹尧之死

作者:金性尧 来源:领导文摘

年羹尧,镶黄旗汉军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进士。圣祖命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征西北时,年羹尧以川陕总督辅佐进取。后允禵被召回京,年羹堯受命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上谕西北军事,俱交羹尧办理,实际上是令他总揽西北军政大权。朝廷考庶常时,世宗将试卷秘密送给羹尧阅视,并在朱谕中写道:“不可令都中人知发来你看之处。”这时羹尧在西北,又非积学文臣,试卷原用不着给他看,朱谕又写得那样诡秘。举此一例,说明两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密切。

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尧第二次到京时,世宗特令礼部拟定迎接的仪式,侍郎三泰草拟不够妥善,遂受降级处分。羹尧则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羹尧目不平视。王公下马问候,他只点点头。世宗甚至在朱谕中这样说:对年羹尧,“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实在说得语无伦次,不成体统。羹尧本是粗莽而翻覆的武夫,怎么不会由此而昏头昏脑,妄自尊大呢?

然而这样一位受殊宠的勋臣,最后却成为罪人而处死,时间距世宗即位才三年。原因究竟为何呢?史学界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年羹尧、隆科多都曾为世宗夺位出过力,世宗既登大宝,他们已成功狗,为了怕泄露当初的隐秘,自非清洗不可。

另一种认为年羹尧被诛,全由于自己骄妄专擅,使世宗不能容忍。这是立足于世宗承统,缘出圣祖生前原定意图的基点上,所以年羹尧之被杀,与世宗承统无关。

年羹尧有没有参与世宗夺位的机密呢?应当说,是参与的,而且卖力的。

他在西北佐理世宗的政敌允禵军政大计时,就是一个重要例证,其实是在对允禵进行钳制和监视。可是允禵远征西北,是圣祖生前亲自任命的,圣祖是出于对允禵的器重和信任,才授以抚远大将军的要职(但并不等于将允禵当作皇位的继承人)。年羹尧怎敢钳制和监视他呢?我们假定世宗的嗣位确出于圣祖生前的意图,可是圣祖从来没有公开表白过,世宗未必知道。

现在要说的是,皇太子允礽第二次被废,事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到六十一年(1722年)圣祖病重时,这十年中,储位一直空虚,因而引起诸皇子之间的结党蓄谋。世宗是其中热衷者之一。年羹尧是世宗为雍亲王时的雍邸亲信,其妹成为世宗妃子也是在这个时候。

允禵出征西北,绝非如世宗登位后所说的,是由于圣祖鄙视他,不让他留在京城,事实恰恰相反。世宗已窥测到圣祖对允禵的信任,因而更加将允禵看作劲敌。年羹尧心领神会,相互默契。这时候的西北战役,对朝廷威信影响极大,而政变需要武力做后盾。

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引《上谕内阁》云:“年羹尧因皇考大事来即谒时,曾奏‘贝勒延信向伊言,贝子允禵在保德遇延信,闻皇考升遐,并不悲痛,向延信云:如今我之兄为皇帝,指望我叩头耶?我回京,不过一觐梓宫,得见太后,我之事即毕矣。延信回云:汝所言如此,是诚何心,岂欲反耶?再三劝导,允禵方痛哭回意。’朕闻此奏,颇讶之。及见允禵到京,举动乖张,行事悖谬,朕在疑信之间。去冬年羹尧来京陛见,朕问及此事,何以未见延信奏闻,年羹尧对曰:皇上可问延信,彼必实奏。朕言:伊若不承认,如何?年羹尧奏云:此与臣面语之事,何得不认?朕因谕延信,延信奏称并无此语。及延信至西安,朕又令年羹尧讯之,年羹尧回奏云:今延信不肯应承,臣亦无可如何。”允禵当初说的话应当是可信的。延信没有想到年羹尧会去奏告世宗,他若承认,世宗岂不要责问,你听到后为什么不先来奏闻?延信怎么受得了?只好不承认了,但延信最后仍以阴结允禩而获罪。世宗自己在上谕中也明言允禵到京时,举动乖张,行事悖谬。那么,他在延信面前说这些话,更属可能。

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上谕中有云,雍正元年(1723年),允禵深信和委用的太监阎进,在乾清门见年羹尧,指云: “如圣祖仁皇帝宾天再迟半载,年羹尧首领断不能保等语。圣祖仁皇帝之必诛年羹尧,阎进何由预知?”意思是,圣祖迟死半年,得悉羹尧钳制允禵的秘密,当然要处死羹尧,而羹尧与允禵之间的敌对关系,连阎进都知道。可见羹尧在西北时,已成为世宗的情报头子。孟森氏云:“允禵与羹尧相图,势已岌岌,圣祖不速宾天,世宗之事未可知。”虽是推测,却具灼见。

由于允禩、允禵等人在政变中失败而沦为罪人,他们一些亲信,不得不将做过的事、说过的话据实招供。至于世宗和年羹尧过去暗地里进行过什么活动,后人自然无法知道。例如上述延信的话,年羹尧不可能捏造,延信却赖掉了。

但年羹尧恃功而骄、目中无人也是事实。他在西北行营时,引用亲信,只具文告知吏部,不由奏请,人称为“年选”。雍正三年(1725年)正月,他的亲信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弹劾四川巡抚蔡珽威逼知府致死,蔡珽罢职,并自陈被羹尧诬陷,世宗特宥蔡珽,并将其升为都御史,谕云:“蔡珽系年羹尧参奏,若置之于法,人必谓朕听年羹尧之言而杀之矣。朝廷威福之柄,臣下得而操之,有是理乎?”世宗忌恨羹尧专横已很明显。同年十月,三法司等劾奏羹尧罪状达九十二款,也并非全是罗织。其中胡期恒幕友汪景祺的《功臣不可为》一文,更触世宗之忌。景祺曾上书羹尧求见,此文作于羹尧极盛时,景祺或有暗示之意,这时便成为既见而不劾奏的罪状。世宗本人,原是不避杀功臣之讥。《雍正朝起居注》三年七月十八日云:“朕辗转思维,自古帝王之不能保全功臣者多有鸟尽弓藏之讥,然使委曲宽宥,则废典常而亏国法,将来何以示惩?”所谓辗转思维,即是反复考虑,颇能道出他的心事。

道光年间旗人文康作《儿女英雄传》,内容写侠女何玉凤之父为仇人纪献唐所害,玉凤欲伺机报仇,因而被称为“首善京都一桩公案”。这个纪献唐便是影射年羹尧,此虽小说家言,也见得年羹尧的仇家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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