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是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影响深远，然而在中国古代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先后经历了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三武一宗灭佛指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和后周周世宗灭佛事件。
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绝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原因，以及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原因。
上图_ 周武帝宇文邕（543年―578年6月21日），小字祢罗突
第一政治原因。
北魏太武帝拓跋寿和北周武帝宇文邕都是少数民族鲜卑族统治者，鉴于当时汉人将鲜卑族视之为胡或者戎，而他们想要统一天下，成为统治具有高度文化汉民族为主体的整个国家，所以要推崇儒家和道家来标榜自己。太武帝将佛教称之为胡教，称佛教为胡经，将佛陀称之为胡神，以此来表明自己不在胡人的行列。
北周武帝的灭佛经历和北魏太武帝灭佛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为了表明自身是中华君君，他推崇儒家偏袒道教，三教辩法之后，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
上图_ 南朝佛头
第二经济原因。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过几百年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富有僧人团体和寺院经济，僧人占有的财富急速膨胀。北魏时期有寺院三万多所，僧尼有二百万之众，占北魏编户人数的十五分之一。北周有寺院一万余所，僧人占编户的十五分之一。唐武宗时期一次诏令，还俗的僧人有二十六万之多，可想当时僧尼人数之多。后周周世宗灭佛，毁弃寺院也有三万余所。
寺院和僧人人口急速膨胀，而僧人又不在国家赋税的征收的行列之中，如此必然造成了国家大量赋税的流失，同时寺院经济膨胀不断兼并土地，使得寺院经济与社会经济也矛盾重重。实际上几次灭佛运动，经济原因都是主要原因。
寺院和僧人为国家经济造成了重大的负担，使得国家政权不得不采用极端的措施，以扩大经济来源，充实国力。
上图_ 河北正定隆兴寺
第三文化原因，儒家和佛文化理念的冲突。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便成为历代王朝的官学，而佛教的相关理念和儒家文化相互冲突。比如佛教提倡遁入空门不问世事，与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相悖。佛教徒要求剃度出家，与中华文化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轻易毁伤的传统也相违背。
儒家讲究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五伦，并且以忠、孝、悌、忍、善为“五伦”关系的准则，而佛教出家修行的处世理念，在传统的士大夫眼中，便是不忠君王，背弃父母，抛妻弃子的大逆不道。
佛家理念和儒教思想的格格不入，导致不断有士大夫起来反对佛教。中国南朝南齐的张融化著《三破论》称：佛教入国而国破，克苦百姓，使国空民穷；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异法，弃绝二亲，孝道顿绝；入身而破身，有毁伤之疾。这种论调在当时的社会很有代表性。
上图_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
唐朝的韩愈在《谏佛骨表》称：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语言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身不服先王之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历代传统的士大夫反对佛教从未断绝，即便是到了宋朝之后，三教合流，儒道佛的矛盾趋于缓和朱熹也这样嘲笑佛教的虚无观点：佛教一齐都归于无，终日吃饭，却道不曾咬着一粒米，终日著衣却道不曾挂着一条丝线。朱熹同样批判佛教违背伦理道德的主张，称他们“不敬王者”，“弃君背父”，“人伦灭尽”，“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便是大罪名，其他便不消说”。
上图_ 大般涅槃经 （部份）
第四，佛教与本土宗教的矛盾。
道教作为中华的本土宗教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基因之中，与中国人的性格和文化相合。佛教初入中国的时候，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道教的附庸，为了迎合中华文化甚至有老子西去化佛说。随着佛教的发展，特别是佛教的轮回因果之说，对于广大的底层民众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佛教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势头俨然盖过了道教。佛教和道教的矛盾便愈发不可调和了。在历次的灭佛运动之中，大多能够看到佛道之争的影子。
北魏太武帝听了宰相崔浩的劝谏，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成了灭佛行动。北周武帝宇文邕诏佛道两教辩论，法师炫与道士张宾辩，宾不能曲，帝亲自与炫辩。皇帝偏袒道教已经亲自下场辩论了。帝遂下诏废佛道二教，悉令沙门还俗，实即灭佛教立道教，北地之佛教一时绝迹。
唐朝时，李氏皇族为了增加自身正统地位和神性，认道教供奉的祖师老子李耳为先祖，尊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位列三教之首。唐高宗将《道德经》列于上经，地位高于《论语》，成为国家科举考试的正式考试科目。
上图_ 唐代抄本《论语》
第五，特殊的历史时期造成了佛教的法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