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竞争对手的例子，CPU的厂商英特尔经过了三四十年的发展，一直是在快速迭代，每年或者每两年升级。我们现在跟它竞争，它的产品是已经升级了几十次，而我们是第一代很原始的产品，竞争难度非常大，英特尔经过多年的发展，芯片的技术性能、制造、软件、生态圈的合作伙伴都是非常强大的，我们几乎抢不到它的客户和市场。
第一个，政策上开放更多市场给国内芯片公司，国内芯片公司的第一个产品肯定没有国外芯片公司好，要给国产芯片一定宽容度，只要给他们机会，出现问题让国产芯片公司去修改，这么来回升级几次的话，产品也会越来越稳定，能满足客户要求。
去年手机和汽车缺芯的时候，导入了很多国产芯片公司，说实话，这些芯片公司或多说少出了些问题。今年再看的话，他们当初的产品也越来越稳定，厂商也会投入人力物力修改问题，现在已经完善得比较好了。
全球缺芯使得很多国产芯片公司拿到了一个入场券，原来进不了的企业开始进入市场。今年全球芯片又进入了一个衰落周期，现在国内厂商反而会给国内芯片公司更大的采购份额，因为厂商要想办法降成本。整体来讲，我觉得市场的变化对国内芯片公司是有利的。
第二个建议，要鼓励更多亏损的芯片公司上市，现在上市的公司，绝大部分还是盈利的芯片公司，但是芯片这种高能、卡脖子技术，现在国产化率太低，绝大部分高端芯片都是在10%以内。
如果说这些公司要投入大量金额做研发，研发投入周期可能是10年都不盈利。我们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去投资芯片公司，民间资本投入后，他们最终希望能尽早上市退出，让民间资本等10年还拿不回来收益，那也没办法起到激励作用。
在科创板上，还是要鼓励亏损的芯片公司能够上市，让资本能够实现退出渠道，这样的话会鼓励更多的资金投向真正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公司。
拜登 资料图
观察者网：7月27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价值540亿的补贴“芯片法案”，阻止获得补贴的芯片商不能在中国投资或新建工厂。该法案能否起到最终效果？
赵占祥：这个芯片法案，对于美国来说更多是一个芯片制造的回流。全球最先进的芯片设计公司都在美国，英伟达、高通、AMD这些芯片公司的生产链都放在亚洲的中国台湾和韩国生产了，相当于高端芯片严重依赖亚洲，芯片对于美国来说也是核心产业，美国看到了这种政治风险。
现在全球的芯片制造接近90%都是在亚洲生产，比如中国台湾、韩国、日本和中国大陆，对于美国来说压力是非常大，整个芯片供应依赖东亚经济带，如果发生动荡，整个供应链都会受到影响，美国新建法案更多还是希望将芯片制造引到美国来。
观察者网：此外，美国还拉拢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组建“芯片四方联盟”，此举将对中国半导体行业有何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赵占祥：肯定会有影响，主要影响半导体芯片制造，因为中国很多晶圆厂、高端芯片流片，大部分都是台积电流片。我们发展先进制程，设备和材料很多是美国造的，当然日本也有很多原材料，如果他们组成“四方联盟”对中国芯片制造进行限制的话，我们发展先进制程的芯片难度会比较大。
观察者网：我们可以怎么应对？业内大家对此的反应是什么？
赵占祥：对我们来说，四方联盟的政策肯定要观察。中国对于全球的供应链稳定和贡献是非常大的，美国不会彻底把中国芯片给砍了，这也会影响到美国自己产品供应。如果中国有很多汽车芯片产能，这样美国的车厂也可以多卖点车。
美国他们主要的目标还是限制中国的先进制程芯片的发展，但是供应链的稳定对他们也很重要。
应对方法的话，只能是我们自己做研发，早日把很多关键技术研发出来。
观察者网：中国芯片市场目前情况如何？
赵占祥：中国的芯片是这样的，一些跟市场贴得比较近、需要快速反应的领域，中国的芯片公司是很强的，比如蓝牙耳机芯片，中国厂商占了全球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每年蓝牙耳机芯片量在30亿颗左右，其中超过25亿颗都是中国厂商生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