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仅仅是一位开明的思想家，由于自身的局限而导致他只关注到对手的表象，只在器物层面上趑趄不前，妄想一口吃成胖子，以为造几艘船舰、几把火器，便能击退洋人的侵略，便能强国富民。诚如梁启超所言：“鸦片战役后，则有魏默深《海国图志》百卷，……中多自述其对外政策，所谓‘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三大主义，由今观之，诚幼稚可笑。”
从一定的角度看，正是由于急功近利，仅仅学习所谓“长技”，所以没有收到预期的“制夷”效果。如果要说其直接的现实效果的话，倒有两个值得注意：一是为清王朝的垂死挣扎拖延了时间，可算是起了苟延残喘之功效；二是“师夷长技以制民”，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后来的仁人志士时，倒是发挥了“制夷”不曾发挥的作用，成批的国人倒在所谓“长技”的洋枪洋炮之下，这不能不说是对“师夷长技”的一种绝妙讽刺。
不可否认，“师夷长技”确实“师”了些“长技”，诸如制造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等。但除此之外且看还“师”了些什么？且来看看：“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烟毒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一些官僚士大夫将西洋精工艺器，如钟、表等视为“奇技淫巧”，但又暗中以之为宝。就是杨芳这样的武将也不免俗，趁赴广东参赞军务之便也欲收购之。真可谓国门未开，苍蝇蚊子早已飞将进来。更值得一提的是，李鸿章将“师夷长技以制夷”付诸实践，大办洋务运动，结果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这个事实足可说明“东施效颦”在当时千疮百孔的中国是不可能成功救国于危难、解民于倒悬的。谭嗣同认为，轮船、火车、枪炮等，都不过是“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他讥笑洋务派对西方的“法度政令之美备，曾未梦见”，其言一针见血一语道出了其“东施效颦”的弊病之所在。
此外，“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带有一些不切实际的特征。作为一个开明的地主阶级思想家，魏源并非职业军人，也非军事家，因此，这局限性自然决定了他只能以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身份提出他自己一厢情愿的设想，从而难免有闭门造车之嫌，难免带上略显粗糙的空想特征。比如说，在虎门外的沙角造火器局，“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之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这就很明显，没有从军事常规的知识角度去考虑其安全性、隐蔽性等问题，而犯了兵家之大忌，这就是他缺乏军事常识而凭空设想的体现。
另外，魏源还满怀自信地憧憬未来：“尽收外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这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不顾历史现实，难道不是一种善意的主观空想吗？更为甚者，魏源的“师夷”基本上不依赖外国。他说引进外国先进技术，重在学习自造，“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中国智慧，无所不有”，“一二年后，不必仰赖于夷”，真是闭门造车，夜郎自大得有点离谱了。
当然，魏源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人，对他求全责备，是不符合历史现实的。但是，要想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要想变“东海之民”为“西海之民”，其想法虽好，岂非空想乎？我们不能简单地在这片有着几千年传统思想和文化积淀的特殊土壤中，简单地“师夷长技以制夷”，简单地移栽资本主义之花是结不出好果实的。
事实上，“师夷长技以制夷”一直被认为是一条可行的方法，但可笑的是，国人总带着“夷人”的有色眼镜来看待西方，总以为“儿子”打“老子”，而事实上是我们一直在“师夷”所谓“长技”，也一贯是“先生”打“学生”。正如余杰所言，我们想“以夷制夷”，却总是“为夷所制”，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深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