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华民族难以忘怀的屈辱记忆，正是在那场战争中，号称“天朝上国”的清王朝被前来叩关的英国打得落花流水，被迫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一步步迈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有的人被列强的“船坚炮利”吓破了胆，认为中国今后只能对外妥协，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以求“中外相安无事”。
作为当时比较先进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魏源通过对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认真反省，既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承认西方列强有其“长技”，同时又没有丧失反抗列强侵略的勇气，认为中国只要把列强的“长技”学到手，就一定能打败侵略者。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认识，他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一思想后来便成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源头，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历史事实也证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在近代中国确实起到了开榛辟莽、启蒙发轫的作用。但是，我们往往都特别注重其积极意义，而往往忽略其局限性。殊不知，在特定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表现出了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在此，不想人云亦云，谈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历史进步意义，而是想剑出偏锋，就其观点的局限性弄几下爷头。
首先，“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观点无论它怎样提都摆脱、突破不了传统夷夏观的藩篱。翻开史书查阅一下，“夷夏”（华夷）观念在中历史上源远流长。早在上古时代，“夏”和“夷”只是两个表示地域和民族的观念，约至春秋时期，“夷夏”开始走样，逐渐被赋予文化的意义。“夏”代表正宗、高贵、文明“夷”则代表偏庶、卑下、野蛮。自明朝开始，随着日本和西方列强的入侵，“夷”的含义由专指少数民族逐渐变成了蔑称西方侵略者的一个概念。
由于这种夷夏观的影响，封建统治者往往盲目地固守中国中心论思想，朝野上下怀抱“四海之内，天朝为大”的观点，执行闭关主义政策，数千年来，“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夜郎自大，惟我独尊，而把西方国家视为“蛮夷小邦”，乃“大清子民”。
很明显，“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新思想并未能挣脱传统夷夏观的束缚，并未能冲破“中国中心论”的网罗，并未能突破传统夷夏观的藩篱，并没有走出祖先为他划定的圈子，传统夷夏观的烙印在他身上清晰可见，在他文章中也显露无遗。
其次，“师夷”表面上看来是为了“制夷”，打“洋鬼子”，但追究其根本目的乃是“保君”“保皇”。魏源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魏源“强国”的思想只是单纯强调国家与外来侵略者的矛盾，并没有把其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他也上升不到一定的高度，不可能把“师夷”、“制夷”作为与国内的腐朽封建统治相联系的政治问题处理，而只是作为纯粹的“边事”来看待。
因此，“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尽管在当时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确实乃抵御外侮的上上之策，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反抗侵略的作用，但它过于单纯地强调国家与侵略者的矛盾，把它定位于纯粹的“边事”看待，从而导致简单的“师夷”即为“制夷”，加上骨髓里不变之“道”，从而完全可以肯定，“师夷长技”不可能真正达到“制夷”的目的，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当时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局面而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
有些文章夸大其辞把其说成是近代第一个现代化方案，其实，它的提出，主要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由此可知，他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主要是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造船造炮，装备水师，以便抵抗侵略。
更深层次地看，其根本目的乃是为了“保君”、“保皇”，“其不变者，道而已。”当然，二者并不矛盾，“师夷”是为了“制夷”，“制夷”是为了“保君”。鸦片战争爆发后，道光帝最大的心患是担心洋人侵华后有无取代皇帝的异谋，而非外敌的入侵。同样，面对外敌的入侵，统治阶级，无论是妥协派还是主战派，都有一条共同的纲纪，即保皇保君，而不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大计。作为主战派的魏源同样不出其外，其爱国御侮思想，也只能是与忠君救主观念紧密相连。
因此，“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结果也只会与闭关锁国殊途同归而已，稍有不同的是，闭关锁国是关上国门“夜郎自大”，而“以夷制夷”顶多是闭关锁国之后在清王朝的国门外增设“师夷”得来的几艘洋船洋舰、几门洋枪洋炮以镇守国门、安享太平而已。
再次，“师夷长技”难避“东施效颦”之嫌，表现出急功近利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观点的提出，这在当时应是很有创意、很有积极意义的，现学现用、现炒现卖，不失为应急之计、权宜之策，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不顾当时清王朝“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倒，内囊却已尽上来了”的具体情况，在一付积贫积弱、“但有死气无生气”的烂摊子上“尽学西方之长技”，自然无异于“东施效颦”，就像那“麻袋绣花，底子太差”，是“绣”不出什么好东西的。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世界意识尚处于萌发期。这种对世界的认识是在战争的剧痛过程中，从“制夷”的需要去关注时势、寻求新知、“师夷长技”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急功近利性。
“师夷长技”虽不失为当时一种权宜之计，但它表明了当时国人急于求成的心理，“我有铸造之局，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这很符合当时国人急功近利的心理，想象只要用上一二年的时间，就可大干快上，“赶超英美”，很天真，很愚昧，很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