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北伐的战略上来看，姜维不仅没有改变诸葛亮的部署，反而加以发扬光大，如果是从汉中防守的军事战略上来看，姜维确实改变了诸葛亮的汉中防守战略。
汉中是蜀汉与曹魏的前线阵地，无论是蜀汉北伐，还是曹魏南征，首当其中的就是汉中，自从刘备在汉中之战后夺取了汉中郡后，汉中就一直是蜀汉政权的北境门户，是曹魏进攻成都的必经之地，是蜀汉北伐的前进基地，是重要的战略要地。
蜀汉第一任汉中都督是魏延，从魏延所在的刘备时代开始，蜀汉在汉中的防御就是一种积极的防御，所谓的积极防御简单的说就是“御敌于国门之外”。
蜀汉的汉中地区与曹魏的关中地区中间隔着一个连绵八百里崇山峻岭的秦岭天险，所谓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说的就是这里，同时这里也是关中进入汉中以及成都的必经之路，蜀汉在汉中的防御更是重中之重。
从关中通往汉中一共有五条路，自西向东分别是：祁山道、陈仓道、褒斜道、傥佫道、子午谷道，无论从关中通往汉中还是汉中通往关中，都必须从这五条路走，而蜀汉当时的防守就是在这五条山间小路的险要处设点防守。
由于秦岭非常雄伟，道路非常崎岖，这五条路有些地方可以做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因此蜀汉在当时的防御效果非常好，曹魏不仅攻不进来，而且也无从下手。
刘备去世后，到了诸葛亮时代，诸葛亮主政的蜀汉，为了防御敌人及方便北伐，修建了很多的防御设施，比如汉中的汉城和乐城就是在诸葛亮时代修建的，这两座城池位于汉中腹地的险要地势，与当时汉中的阳平关一起扼守整个汉中的咽喉。
同时在诸葛亮时代，仍然沿用了刘备时代的汉中防御战略，御敌于国门之外，从汉中前出秦岭险地防守，这样做的优势就是：防守非常有力，敌人根本难以进来，而劣势是兵力分散，不能有效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诸葛亮去世后，汉中分别由吴懿、王平最后轮到胡济镇守，到了蜀汉晚期时，姜维已经是蜀汉的大将军了，是最高军事领导人，姜维也就是在这改变了汉中防御战略，将之前蜀汉一直沿用的“前出防御、御敌于国门之外”改为“诱敌深入、断其粮道、围而歼灭”的战略。
简单地说，姜维的战略就是放弃在秦岭深处险地设防，收缩兵力，全部收回汉中，防守主要的汉城、乐城及汉平关，如果曹魏进攻汉中，就放他们进来，拖长曹魏的补给线，攻击曹魏的粮道，依托坚固的城池和险关，最后包围并歼灭来犯之敌。
姜维的战略初一看上去，也有些道理，毕竟拖长敌人的粮道也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原因，而关中与汉中隔着茫茫秦岭，非常难走，当年曹操在汉中之战中失败，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粮道问题，粮食运输问题，曹魏不缺人也不缺粮食，如果要攻打蜀汉，缺的只有运输粮食的途径。
公元263年，司马昭伐蜀，汉中守军根据大将军姜维的战略，放魏军进入汉中，结果就是汉城、乐城、阳平关被魏军包围，而姜维当时人却不在汉中，就连汉中都督胡济也不在汉中，魏军长驱直入，仅仅几个月时间，就灭亡了蜀汉。
蜀汉的灭亡姜维确实有责任，但不是主要责任，姜维作为蜀汉军事最高领导人，在军事上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比如防备曹魏攻击，汉中守军想不到如此不堪一击，全部龟缩在城池中被魏军包围，魏军留下包围城池的军队，继续向南进攻。
虽然姜维后来在抵抗魏军中有一定的作用，在剑门关阻止了魏军的进一步进攻，却没有想到邓艾另走偏锋，偷渡阴平，直取成都，逼降刘禅，才最终导致了蜀汉的灭亡。
蜀汉灭亡的主要责任是后主刘禅的昏庸，由于刘禅重用宦官黄皓，导致朝廷不正之风日渐，国力逐渐衰弱，而刘禅又没有掌控一切的能力，就连战争前姜维的上书也不能直接送到刘禅面前，说明蜀汉的信息沟通渠道已经不畅通，或者落入小人之手，这才是蜀汉灭亡的主要原因。
从北伐战略上看，诸葛亮五次北伐，而姜维前后十一次北伐，姜维有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却没有诸葛亮的治国才能，战争并不仅仅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诸葛亮能将蜀汉治理得井井有条，兵精粮足，有北伐的基础，而姜维仅仅只能从军事上发挥，无法在治国及内政上有所建树。
换句话说，诸葛亮时代有北伐的基础和实力，姜维时代已经慢慢失去了北伐的基础和实力，诸葛亮北伐没有较大的失败和损失，姜维北伐不仅有大败，还有数次小败，诸葛亮北伐没有影响到蜀汉的国力，百姓也非常支持，而姜维北伐却导致蜀汉国力日渐衰微，百姓也面有菜色。
姜维的北伐是蜀汉灭亡的一个原因，但蜀汉灭亡的主因并不是姜维的北伐，而是蜀汉日渐衰弱的国力和昏庸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