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首度由刘枝万、刘斌雄发现，此後石璋如、宋文薰(1956)、黄士强(1977)等陆续进行了相关调查，到了1976年，乃有臧振华在浊大计画支持下的正式发掘。所出土的遗物，以陶质、石质及玻璃饰物为主。其中陶质标本多为容器，可分为红褐、灰黑两大类，两者之下又分别可细分粗砂、细砂等质地，但以红褐粗砂陶（70％）及灰黑粗砂陶（20％）为主。此遗址陶器皆为手制，火候甚低，器形简单而缺乏变化，多属敛口、鼓腹、圆底的罐形器，几乎皆属素面。容器之外有纺轮一件，黑色陶环一件，和一些烧过的陶块。石质标本种类繁多，按形制分为斧锄形器、刀形器、球形器、长条形器、锛凿形器、矛镞形器、圆盘型器、鎚形器、砺石形器、锥形器、斜刃刮刀形器、坠形器；带颈形石器、圭形石板、圆形石板等十五个类型，制作方式可分为打制、粗磨、精磨三种，打制石器仍广泛利用，由使用功能上可窥知农业在当时应占有相当的比例。玻璃饰物则是三件管珠，质地粗糙，但在内陆河谷地区却是首次发现。本遗址的碳14年代测定显示这个遗址是一个年代较晚的新石器晚期遗址，始於公元纪元左右，持续约二、三百年。
根据臧振华的研究，本遗址的文化归属并不是早期学者所认定的中部第一黑陶文化，而是中部素面红陶文化，而且这个素面红陶文化，只是浊水溪中游地区一个年代较晚的地方性文化，或可归类於大邱园式素面红陶文化，并不能构成一个涵盖台湾中部地区的文化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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