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三国时期各国几乎都铸造过大钱，刘备当年铸造大钱依旧没能解决财政问题，直到诸葛亮南征后，在南方得到了铜矿，恢复“五铢钱”的使用，才解决了蜀国的经济危机。
即使铸造了“大钱”依旧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所以三国时期大都是利用布匹计算市场价值。吴国曾有人家中种植橘树千棵，每年能换取几千匹布，而按照从前市价计算一匹布价值几百钱，千棵橘树一年的收益就相当于几十万钱。
李衡之妻种甘橘千株，后甘橘成，岁得绢枚千匹。——《吴志·孙休传注》
由于货币的不流通，三国时期的市价只能拿布匹来衡量，而通货膨胀造成的问题远远不止这些，当购买某一件物品时，因为没有货币，所以对物品的估价也不是很准确，在用布匹交易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的方便，“布匹货币”的变动也很大，给人们的日常生活也造成了很多不便。
云：“嘏，乐安博昌人……又与人共买生口，各雇八匹。后生口家来赎，时价直六十匹。共买者欲随时价取赎，嘏自取本价八匹。共买者惭，亦还取本价。”——《魏志·王昶传》
三、南北朝时期的货币问题
南北朝时期，铸造货币也不是很容易，四川地区的铜矿产量并不大，主要依靠云南地区的铜矿，在西汉时期云南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而在汉武帝统一后才利用此处的铜矿造币。到了晋朝对此地的控制力度远不如汉朝，属于半自主化，铜矿的开采力度就大大减少了。
由于铜矿的产量不足，所以南北朝早期都存在着货币缺乏的情况。
自董卓之乱后，曹魏时期根本不曾铸造钱币；西晋时期也很少铸造钱币；东晋及少数民族更是不问此事，直到宋文帝的元嘉年间和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人民物质渐渐丰富，才慢慢开始铸造钱币。
宋武帝时期范泰认为不是钱币不重要，而是铜器更为重要。
钱币作为一种流通手段，自然很重要。如果用开采出来的铜矿铸造钱币，大家都很赞成。但是要把一些已经铸造成形的铜器打碎，重新铸造成货币，浪费是很大的。这些物品铸造出来本来就要耗费人工，人工费用远在铜料价值之上，现在又要将之打碎，那原先人工费用不就白费了？那这些人工费用的损失又怎么算呢？一般造钱毁掉的铜器多为艺术品，这些物品的价值远比造出的铜币有价值。
范泰曰：夫货存贸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贵，今日之贱，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则无患不足。若使必资货广以收国用者，则龟贝之属，自古而行。寻铜之为器，在用也博矣。……器有要用，则贵贱同资；物有适宜，则家国共急。今毁必资之器，而为无施之钱，于货则功不补劳，在用则君民俱困，校之以实，损多益少。——《宋书》
而宋文帝时期的“方牧贡金”理念就是不计较用铜多少，不计较所费人力，只为铸造钱币的理念，但是铜的来源并没有解决。所以“方牧贡金”只能算是“纸上谈兵”并没有落实。
自汉铸五铢钱，至宋文帝，历五百余年，制度世有废兴而不变五铢钱者，明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以为宜开置泉府，方牧贡金，大兴镕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南史·刘悛传》
在北魏初年，钱币依然不流通，还是以布匹谷物交换为主。虽然自孝文帝开始到庄帝一直都在铸造“五铢钱”但是此时的“五铢钱”要求极高，所以铸造的数量并不大，这些“五铢钱”只在京城附近流通。
后来齐周的状况和北魏差不多，都是以使用“五铢钱”为辅，以谷物布匹交换为主。
以物易物本来是经济史上最原始的状态，董卓之祸后，钱币不能流通，到后来就变成了以物易物的状态，各朝各代大多数人都是支持货币流通的。所以货币制度的恢复，在理论上并不难。唯一的问题就是铸造货币的原料来源。
国家铸造货币的目的是为了调节市场增加金融贸易提高税收，并不是为了铸造货币本身取利。所以更加符合前面提到的“方牧贡金”理论，铸造钱币不用过于在意铜原料的耗费和大量人工成本，这样才能达到国家最初的目的。
而一般的铜矿又在边远地区，如果不是大一统时期一般办不到大量的开采铜矿，在南北朝时期，很少能满足这个标准。所以从东汉末年开始一直到魏晋南北朝结束，货币制度一直没有得到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