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盐铁专营等政府管制经济政策相匹配的中央垄断铸币制度的“五铢钱”体制的建立，实现了“民不益赋而国用绕”的财政经济目标，同时打击了地方分裂势力，巩固了专制主义对中央集权政府。
二、《盐铁论》中桑弘羊“币由上”的中央垄断铸币论
桑弘羊的货币思想，体现在《盐铁论》中他与贤良文学的论战申论中，并从对手的反驳言论中更加得到清晰的刻画映射。我们不妨尽可能地移录原文。
大夫曰：“交币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计本量委，民有饥者，谷有所藏也。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调，民有相万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储百年之余，或不厌糟糠也。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罚威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齐。故人主积其食，守其用，制其有余，调其不足，禁溢羡，厄利途，然后百姓可家给人足也。”
文学曰：“古者，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三王之时，迭盛迭衰。衰则扶之，倾则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让之礼，粲然可得而观也。及其后，礼义弛崩，风俗灭息，故自食禄之君子，违于义而竞于财，大小相吞，激转相倾。此所以或储百年之余，或无以充虚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穑，田者不渔，抱关击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尽物。如此，则愚智同功，不相倾也。诗云：‘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言不尽物也。”
大夫曰：“汤、文继衰，汉兴乘弊。一质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更法，非务变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与俗改，弊与世易。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物极而衰，终始之运也。故山泽无征，则君臣同利，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夫臣富则相侈，下专利则相倾也。”
文学曰：“古者，市朝而无刀币，各以其所有易所无，抱布贸丝而已。后世即有龟贝金钱，交施之也。币数变而民滋伪。夫救伪以质，防失以礼。汤、文继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兴。汉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变币，欲以反本，是犹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上好礼则民闇饰，上好货则下死利也。”
大夫曰：“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滑，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故有铸钱之禁。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
文学曰：“往古，币众财通而民乐。其后，稍去旧币，更行白金龟龙，民多巧新币。币数易而民益疑。于是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三官作。吏匠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农人不习，物类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奸贞。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其疑或滋益甚。夫铸伪金钱以有法，而钱之善恶无增损于故。择钱则物稽滞，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蛮夷，则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
上述引文充分说明了在经济问题上“国家统制”和“自由放任”的对立。而在货币问题上，双方的争论则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古代社会生活范围内的物物交换，进而市场自发秩序中的货币使用（多个区域多种货币，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状态），与大一统国家统一价值尺度对货币的要求是同样的吗？第二，将货币制度建立过程中试措性质的调整措施引发的货币秩序混乱，与五铢钱统一货币制度执行过程中的行政不力可以随意地混淆起来？第三，更为重要的，统一货币制度维持的组织机制，是社会分散自由发行货币具有可行性，还是要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权力中枢？
作为对立面的贤良文学的错误思想路线，首先，将服务于区域的市场自发货币（实物商品货币）和统一国家行使单一价值尺度功能的铸币权混淆起来。其次，以统一货币制度执行不力的缺陷来攻击制度本身的合理性。“法制”与“法治”截然不同，有了统一规制，并不等于能够圆满切实的实施，关键在于因势利导，提高政策的执行力，形成制度化的行为模式。如果真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没有一种货币制度是可行的。再次，因历史健忘症漠视“吴楚七国之乱”的事实，由于货币铸造权的分散，助长了地方势力对经济的支配能力，从而形成分裂势力。在这个时候，尽管分封诸王的势力已经很小，但铸币权分散完全可以创造出新的权力中心来。
尽管是汉武帝的财经重臣，由于不得善终，桑弘羊不见于正史传记，生平材料多从其他史料中得出，其思想则主要体现在《盐铁论》之中。然而，桑弘羊主导的“国家统制”的治理思想和自由放任的管理思想两者之间的对立，却贯穿中国帝制时代的始终。分析起来，“国家统制”思想处于主导地位的时代，大多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最高统治者具有雄才大略，富于进取。在这样的个人品质和社会氛围下，行政励精图治，财力物力动员能力强，社会是上升和活跃的气氛。同时，又因社会财富没有合理的分配机制，导致贫富不均，积累着一系列矛盾。
第二，从王朝周期中的阶段发展和时代变迁的特征来看，大多处于初创试措后的制度建立期。一旦稳定的统治和制度确立，进入承平时期，帝王精神消沉，求稳苟且成为社会主导气氛。
第三，“国家统制”时期，打击富商豪强，对社会整体调整具有中和的倾向。西汉之后，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在管理思想上基本上都是强调“国家统制”，多属于“有为而治”的类型。同时伴随着重大的改革，如唐代理财家杨炎的“两税法”改革，北宋的王安石变化，明代的张居正改革，均是用管理技术的改进强化“国家统制”。
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是“轻重论”的坚决反对者，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甚至有人将他的思想作为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市场理论合拍、反对封建专制政权压制资本主义经济的源头。然而，他生不逢时，在汉武帝独断进取的“国家统制”基调下，他备受打击。而在汉武帝时期，以切实有效的措施实现了政治经济“国家统制”目标的财政经济大臣桑弘羊，到了虚弱的汉昭帝时期，落得了兔死狗烹的命运。是桑弘羊的思想本身出现了什么问题吗？非也，时势变了。尽管如此，对于货币这个特殊的事物，在统一国家的局面下，还没有自由放任成功的经验。历史上，确实有多种货币并存的事实，但那是市场层次的不均一，货币“上下不通”的表现。历史上，也确实有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社会自发组织货币流通的事实，但那是政府无能的表现，却不是善治的追求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