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主持汉武帝中后期40余年财政经济，是权利仅次于臣相的重臣，自身的政治经验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使得他气质宣明地主张中央对铸币权的集中和垄断。他思想路线的出发点，简洁明了。第一，在货币问题上，铸币权的中央垄断集中，形成单一的权力中心，是统一国家单一价值尺度基本要求的制度保障。因铸币权的核心，是对经济活动的支配能力。权力分散的结果，必然是地方和民众两种势力的两种负面表现。地方上，郡国自由铸钱形成分裂势力，危及国家统治，也就是他所说的，“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滑，咸聚吴国”。遂形成吴楚七国之乱。在民众方面，自由铸钱，影响实体经济、农业本业的发展，正如他所说，“吴、邓钱布天下，故有铸钱之禁。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第二，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等基本职能角度出发，他明确主张“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这就是人类迄今超越区域货币之后的货币形态所提出的普遍要求：国家政权对于货币公信力的保障。所以，铸币权的中央集中垄断，是桑弘羊服务于大一统的政治经济学理念的集中体现。正是这个理念的坚决贯彻，建立起了完备的五铢钱制度。五铢钱制度促进了西汉经济的繁荣，巩固了封建统治政权，实现了汉武帝的内外政策目标。五铢钱的轻重大小，合乎古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价格水平对基准货币单位的要求，从西汉到唐代初年700余年间，行用不废，在特定意义上成为我国古代采纳时间最长的货币形态。
三、桑弘羊铸币思想的历史坐标
桑弘羊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实现内政外交伟业和梦想的财经大臣，然而正史《汉书》却没有专门为他立传。原来以盐铁会议为契机，桑弘羊走向了仕途的绝境。
雷厉风行的汉武帝，以“东郭咸阳、孔仅为为大农臣，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桑弘羊不久为大农丞，后又担任权重仅次于丞相的御史大夫。依靠以桑弘羊为中心的改革团队，汉武帝的“国家统制”治国模式，在他统治的末年，也受到统治集团内部持不同政见者的批评。最激烈的是卜式，他极力反对桑弘羊的国家统制政策，指斥他与民争利，天怒人怨。一次朝廷由于天旱求雨，卜式甚至说，“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这是一种反汉武帝的社会思潮。
武帝之后，汉昭帝即位，其面临的形势已与文治武功的武帝盛年形成鲜明对照，“承孝武奢侈余弊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这样，辅政大臣霍光调整政策，多次下诏赈贷农民，发展经济，以缓和社会矛盾。同为辅政大臣的桑弘羊则继续沿用武帝时期的财政经济政策，引发政策之争。在霍光的授意下，汉昭帝下诏，“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由汉朝中央政权召开了一次关于经济政策的高层讨论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辩论的一方是贤良文学，贤良是有功名的知识分子，文学则是民间的儒学人士，但他们都不能称为真正的民意代表。另一方即桑弘羊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官员（上引文中的“大夫”）。
盐铁会议的政策之争，是西汉关于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的第二次大辩论，历史学家赵靖先生做了鞭辟入里的透彻分析。它是西汉从“无为”向“有为”转化的一次重要会议，形成了汉武帝时期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国家统制”的经济思想。
就盐铁会议本身而言，它体现了国家和民间势力的博弈、农本与商末之争、义利之辨以及现实与理想的冲突。桑弘羊作为西汉初年“轻重论”的实践者，代表着消除奴隶社会、建立封建体制的新兴地主阶级的进取精神。然而在盐铁论争论一年后，即公元前80年，桑弘羊一家由于谋反罪被诛。因此，人们认为，盐铁论实际上是一场桑弘羊与霍光争夺权利的政治斗争。无疑这体现了封建社会始终存在不可调和的三对矛盾，亦即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政治）、国家统制与市场放任的矛盾（经济）和以“独尊儒术”等旗号体现的君主独断思想与现实社会多元思想观念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