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藤井志津枝，《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理蕃政策》，台北：文英堂出版社，1997。
日据台湾总督府募番丁守隘，积极利用隘勇制度作为其理蕃的工具。理由在於其入台初期，部分隘勇如台中林朝栋家族不仅未参与抗日，更曾协助日军镇压抗日；而另一方面，日本确也需要透过汉人的隘勇势力协助日本得到山区的樟脑利益，於是从一八九六年起开始由警察费用支出补助林绍堂与黄连添等人的隘勇，使隘勇成为一支由警察指挥的警备系统。
儿玉源太郎总督时期，由於在平地设立严密的警察系统，不得不缩减在山地的警政势力，於是在一九○○年开办官办隘勇，作为维持山地秩序的取代方案。隘勇分布在汉番交界上，形成一条隘勇线，其主要的功能在於戒备「蕃人」出草，以保护樟脑业的拓展，另一方面防止汉人的抗日份子潜逃，藏匿「蕃地」骚扰治安。也由於隘勇制度与樟脑利益的紧密关系，因此实际上隘勇制度仅存在於北部的台北与台中两县。而官办隘勇的数量也从一九○○年初期的四四五人，快速地在一年内增为一五九三名。然而，官办隘勇的成效不彰，汉人的制脑业者每每跨越隘线，与蕃人私下订约，违背了日本政府蕃地国有的既定政策，使得日本殖民当局决定策划积极的剿蕃行动。
日俄战争爆发後，一方面为了取得更多的樟脑资源，以及推动种植樟脑树的造林计划，日本对於蕃地的政策转为积极。在日本的剿蕃行动之中，以隘勇线作为推进的基点，对於不服从的「凶蕃」采取镇压与封锁的政策。自第五任总督佐久间左马太起，开始对台湾原住民进行强力的征伐，即以在北部修筑多条隘勇线，对原住民族形成包围之势，继而降服各族。而着名的雾社事件正是在这一波隘线推进的过程中引起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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