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墓(擂鼓墩一号墓)，即被国际学者称为「世界第八奇迹」的曾侯乙编钟之出土之地，发现于1977 年9 月于湖北省随县。根据墓中资料表明，曾国在政治上为楚的附庸，曾侯乙与楚国的王公贵族关系密切，故死后得到楚的赗赠。在墓中的铸钟为楚王所赠，其位置原为一件甬钟，楚为曾君主铸造宗彝，乃挤掉了原来的甬钟，表现了曾与楚的密切的从属关系。
曾侯乙墓出土了大批的乐器、青铜礼器、容器、杂器、兵器、车马器、木竹用具、金玉服饰、金制小器皿，以及竹筒等，总数达七千多件。乐器部份有九种：编钟、编磬、鼓、琴、瑟、均钟(律准)、笙、排箫、篪，共计125 件。乐器大部份出自中室，包括编钟一组65 件，编磬一组32 件，鼓3 件，瑟7 件，笙4 件，排箫2 件，篪2 件，共115 件。出土时大致保持着下葬时的位置与状态，形成三面悬金石，其门并陈丝竹的形式，为战国初诸侯宫廷乐队的基本建制及演奏时的大致布局《中国文物大系》，湖北卷》 ，页197。
曾侯乙墓乐器的出土，提供了对周代礼乐制度的实例，钟磬之类的大型编悬乐器的配置，是周代礼乐制度中呈现等级的重要内容，曾侯乙钟架的布局即展现了诸侯享用的钟磬之制。原只能自早期文献，如《诗经》、《楚辞》中概略认识的乐器，如失传两千年的十弦琴、均钟、排箫、篪等等，由出土中可以看到实物。而从音乐声学及乐器制造方面，更可看出当时的乐师与工艺师已掌握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和高度的工艺技能，如「一钟二音」的功能即是这批古乐器中科学与艺术高度结合的成果，从钟架本身重1600 公斤，加上约2700 公斤的钟体及配件，历时二千多年毫年损坏，可见其结构之合理与精巧。曾侯乙墓乐器之出土证实了，在战国初期，人们已广泛应用了七声音阶，使用了旋宫转调的手法，具备了绝对音高的观念，形成了体系化的音律理论。
修海林在其著作(1989，页37)认为，固然我们从曾侯乙出土乐器可以看出周代礼乐制度的痕迹，更可以从其丰富的乐器数目、结构、造型及发声等等方面，了解其音乐生活中的享乐主义倾向。这种统治阶层追求视听感官上的愉悦与享乐，同时也促进了音乐艺术在技术方面的发展。
西元前五二二年，周景王为了追求音声之乐，希望扩大音域，丰富音乐演奏曲调音色变化，要铸无射律的编钟，单穆公对于这种享乐的心理不以为然，批评说扩大编钟的音域不合乎先王之制度，他认为要消耗相当的人力与财力是极不妥当的，周景王最后还是铸了大钟以求乐。曾侯乙编钟正是这种音乐享乐精神的典型例子：从乐器设计的角度来看，其总音域达五个八度之广，在中心音域部份约占三个八度的范围中，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中下层甬钟以姑洗为宫，基本音列为七声音阶，整组编钟可以演奏和声、转调以及复调手法之乐曲，呈现了自殷周以来由节奏为主而转变为旋律性的乐器，其铸造之精美、音质之良好，与发音之准确，可以说是追求音乐审美中声音感官之乐的一种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