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22日－2009年2月3日)
一、从小出家、勤於文字弘法
释圣严(1931-2009)於十四岁时，便在江苏狼山广教寺出家。一九四九年随军队逃难来台而入伍。一九六○年时，由於大陆来台僧人释东初(1908-1977)，曾透过殊管道，协助其顺利从军中退伍，於是释圣严从国防部情报侦查单位正式除役後不久，即投奔农禅寺释释东初的门下，完成第二次剃度出家的心愿。
再者，释圣严从早年起，就喜欢文艺和从事撰述，是位勤於撰述的佛学作家，所以在他投奔释东初门下之际，早已是佛教界大衆媒体的闻人，经常用「张采微」、「醒世将军」等笔名，在刊物上以文字弘法。他的师父释东初当时在北台湾佛教界也是一位大山头，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张清扬(1913-1992)曾协助农禅寺最先在台出版大藏经，释东初还发行《人生月刊》，即连日後创办佛光山大事业体的星云(1927-)在台初期，也得靠这份佛教杂志打开知名度。
然而，释东初、释圣严这二位师徒，因都是佛教界的名人，所以他们二人的结缘可谓相得益彰，但也可以说是微妙相克的。因为当时释东初老人收纳释圣严爲弟子的盘算之一，其实是希望释圣严能一手接办《人生月刊》；但是释圣严自忖出家的目的并非替释东初作廉价劳工，故而他入门一年多就因不愿编写佛学刊物，而转往高雄美浓朝元寺闭关六年，专心潜修、着述，再经由张曼涛居士(1933-1981)的介绍，於一九六九年三月，负笈前往日本立正大学留学，并在历尽艰辛的求学生活後，於一九七五年拿到文学博士学位。
二、荣列国建会代表、返台接任农禅寺住持
凑巧的是，释圣严在日本的这段期间，台湾社会刚好面临一连串重大事件的连续冲击，首先是台湾於一九七二年退出联合国，紧接着是台日断交与蒋介石(1887-1975)过世，而一九七五年四月间蒋经国(1910-1988)正式上台後，便运用召开国建会的方式，每年邀请学者返台，藉以网罗人心。释圣严刚好从立正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便因此获列爲佛教界的国建会代表。
获选爲第四届国建会代表，可说是释圣严一生的重要转捩点，因爲当时的国建会代表都是衆所钦羡的社会名流，因此他有机缘得以与蒋经国、蒋彦士(1915-1998)、李焕(1917-2010)、潘振球(1918-2010)、姚舜和谢东闵(1908-2001)等人认识，其中特别是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陈履安(1937-)，还特地邀请释圣严到他家谈佛学与学佛的问题，由此而打开了释圣严与高层政要间的方便之门。
虽说如此，释圣严在国建会上出尽风头，却也在台湾佛教界引起不同的评价，再加上美国方面有教界人士邀请，所以他没有停在台湾发展，反而束装前往美国，在纽约等地改行当禅师，自立门户。经过一年多，释东初突然于一九七七年过世，这项噩耗逼使释圣严不得不立刻回国，但也有助於他回台接收道场的机运。
从一九六○年投靠释东初门下，到一九七七年这段长达十六、七年的时间，事实上释圣严可说两手空空，没有一处属於自己的道场可供发挥，所以他必须把握住农禅寺更换接班人的机会。
释圣严自知本身对农禅寺贡献很少，倘若单凭博士学历和佛教界声望就想晋身住持之位，恐怕很难服衆，因此释圣严就趁办丧礼的时机，把全省佛教界有名望的和国民党党政大老全都邀到农禅寺，因爲这些「贵宾」都会赞同让释东初的「博士」弟子接班，藉以提升佛教界的学历水准，大家同沾一份光荣，所以释圣严就顺理成章地继承农禅寺的住持。
可是中华佛学研究所目前的所在地，则由释东初的另一弟子接管，释圣严回台接班的结果，事实上已使得一个王国分裂爲二。
此外，释圣严一向用台湾的「第一位博士」来标榜自己，但是他所主持下的中华佛学研究所，虽然还称得上是佛教界较具规模的，但因定位不清，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本身应有的学术地位，它仍然是台湾佛学生到外国留学的预备学校。
三、兴建法鼓山基业、肩挑佛学教育重任
自从一九八九年起，释圣严开始兴建法鼓山基业，作爲他人生第二个事业的起点。释圣严必须这麽做的理由是：第一，农禅寺的土地将因「关渡平原开发计画」而遭徵收；第二，中华佛研所需要一个永久的所址，而现在租用的地方，并不利於长远的发展。「智慧型」的释圣严深知自己起步较晚的不利处境，爲求从佛光山、慈济两大势力之中突围而出，他必须设法作市场区隔。
释圣严头上顶着「海外博士」的光环，当年返国後便获张其昀邀爲文大哲研所教授及中华佛研所所长，因此他就把兴办佛教高等学府「法鼓人文社会大学」的成败，拿来当作是佛教界有没有明天的诉求，使推展佛教高等教育的重责大任，很顺利地落在他的肩膀上。
如此一来，法鼓山事业的兴衰就变成是台湾佛教界，未来能不能发展的整体性问题。这种运用经营佛教百年大计的高等教育作策略性的诉求，很容易就能与积极传灯的佛光山以及关注慈善事业的慈济，形成市场上的区隔，难怪法鼓山的名号，很快地就传遍各地。
可惜的是，法鼓山兴学的诉求，其实本身具有阶段性的限制。它在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二年间提出时的确非常有效，但教育部随後决定开放设立私立大学，紧接着华梵大学、慈济大学、佛光山附属下的南华大学，就相继抢先成立，由中国佛教会筹办的玄奘大学也开始招生。
这种客观佛学教育形势的重大转变，使得法鼓山创办佛教高等学府的时效性尽失，再也不像当初那般吸引人了，再加上一九九○年代国外一流大学的佛教界博士人才，如雨後春笋般涌现，释圣严在佛学教育界原先所拥有的高学历优势，已不再特别突出了。
四、讲禅结合都市企业
备感市场行销管道日蹙的释圣严，赶紧提出「心灵环保」、?人间净土?的口号，以台北市的安和分院爲活动重镇，力求结合企业人士，把宣教弘法的中心指向都市，推销﹁禅与企业管理﹂等新産品，希望经由这种新的行销策略来摆脱困境。
释圣严推出法鼓山的企画案时，一般信徒的反应都异常热烈，初期每个月的善款据说曾有多达千万元以上者。
一九九六年十月六日，释圣严在经过三年多的筹画後，已正式举行开发第一期工程，占地达六十甲的?法鼓山?奠基大典，预计将於西元两千年完工，工程经费十二亿元据称已经筹措完毕。
典礼当天，释圣严并邀集内政部长林丰正、县长尤清、考试院副院长关中、教育部长吴京、各党立监委及影艺圈名人到场观礼，来自全国各地出席的信衆也多达万余人，过程中还举行了一项别开生面的地宫安宝仪式，把一七○件佛教文物埋入地底，等到公公元三千年之际才予开啓，而这些活动的最主要目的，据称都是爲了劝募第二期工程款项所作的暖身运动。据释果选表示，下一期的建设重点是把法鼓人文社会学院扩充爲大学，加上其他建筑的经费，预计约需七○亿元。
但是，现在爲要成就法鼓山事业，各种开销必定大增，而如果台湾经济景气没有大幅度的改观，未来的募款活动能否在这次奠基大典之後，顺利恢复盛况，实在很难预料。同时，佛教界大家争相兴办大学的结果，是否会造成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对佛教的长远发展可能会带来非常不利的後果。
处在佛教大学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景况下，释圣严想要把法鼓山建设成一个世界性的佛教修学中心，这桩宏愿的实际达成与当前的预期目标，中间的差距到底会有多大，未来将是外界衡量法鼓山基业成功与否的最佳指标。乐观的人士认爲，法鼓人文社会学院成功的机率相当大，可是道场的经营恐会遭遇困难；相对地，悲观者则预料两者成功的机会都不大。
五、成立?中华禅法鼓宗?与来自学界的相关思想批评
释圣严在2005年10月，宣布成立「中华禅法鼓宗」。对於成立的相关背景，释圣严在其＜承先启後的中华禅法鼓宗＞的谈话中，更曾详细提到：
(一)、晚近因为有人批评汉传佛教的缺失，是在於没有修证及教学次第，甚至也不合印度阿含、中观等之法义，於是便有人对於汉传佛教失去研修的信心。
(二)、中国汉传佛教的特色，就是完成於中唐，迄今依旧遍及全国的禅宗；而汉传禅佛教的特色，其实就是释迦牟尼佛化世的本怀。法鼓山的传承即是汉传禅佛教，因为是中华民族佛教的一个流派，所以称为「中华禅」。
(三)，我(释圣严)从东初老人和灵源老和尚(1902-1988)承接了曹洞和临济两个宗派的法，其中曹洞宗默照禅本来已经断绝，是我根据曹洞宗的着作，自行研究出默照禅的修法，然後自己去修、去体验它，才复活了曹洞宗的默照禅。同时我也接触到韩国、日本乃至越南的禅佛教，我把这些新见闻运用在中国传统的禅法中，除了保持顿悟法门的特色，也在顿中开出次第的渐修法门，融合成一独特而现代的禅风。因为是创新的，所以另立了?法鼓宗?。
可是，释圣严法师在上述的谈话中，虽曾明确提到：「晚近因为有人批评汉传佛教的缺失，是在於没有修证及教学次第，甚至也不合印度阿含、中观等之法义，於是便有人对於汉传佛教失去研修的信心。」却没有直接点明，这是在此之前现代禅的创始人李元松(1957-2003)的主张，以及其与释印顺(1906-2005)长期争辩的焦点。
此外，印顺导师的追随者之一的释性广尼师，在身为佛教史家的江灿腾之建议下，以「人间佛教禅法」的提倡，正式开启台湾本土新禅学的现代化思想。所以，面对此一新的强势竞争者，释圣严也必须有所回应。
因此，法鼓宗的成立，其实还包括外在同行的专业竞争压力在内。特别是面对来自印顺导师及其追随者的「人间佛教思想」强力冲击时，更是如此。
此因解严以来，当代台湾佛教界最具思想影响力的「人间佛教思想」，在其历经从1986年到1989年的激烈辩论之後，於1989年时，已被当代台湾佛教界所普遍肯定，并蔚为各大道场（除中台禅寺之外），用来诠释彼等本身佛教事业的立论思想根据，和彼等涉入社会关怀的行动指导原则。
但是，以印顺的「人间佛教」思想作为批评标准的诠释观点，也被杨惠南教授和邱敏捷博士相继提出和展开对与其相异者的强烈批判。
所以，释圣严本人极力宣扬的所谓「心灵环保」之说，都一概被杨、邱两人，贬抑为「不了义」的「世俗谛」佛教思想，连带其所作所为，也是同样属於未能正本清源的「别度」思想。
此外，圣严法师过世之前，曾於2009年1月16日亲笔题字并寄给江灿腾的新禅学着作，就是《圣严法师教话头禅》(台北：法鼓文化2009)一书。可是，根据此书，江灿腾在2009年3月23日出版的《台湾佛教史》一书中，便极其慎重地增补了一段，对其新成立的「中华禅法鼓宗」，做出如下如下的禅学定位：
?圣严从小出家，经历了战乱、军旅生涯、二度出家，如今已是名闻国际的一位大禅师，如此传奇性的人生经历的确罕见。但是，身体一向不太健朗的圣严，在2005年虽正式宣布自己的法鼓山是新命名的『中华禅法鼓宗』根本道场，却在2009年2月3日下午四点多，以多种并发症病死於从台大医院返归法鼓山途中。在其＜遗言＞中的第三条提到：凡是由她所创立即负责的道场，『均属法鼓山的法脉』；第四条则说：『法鼓山宗本山方丈一职，不论由内部推举，或从体系外敦聘大德比丘、比丘尼担任，接位之时亦接法统，承继并延续法鼓山的禅宗法脉，亦不得废止法鼓山的理念和方向，是为永式。』可是，『中华禅法鼓宗』的理念和方向，就其禅学的精确内涵来看，其实是含混和不完整的，因此，他的继承者究竟要如何对其继承和再诠释，也有待考验。?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