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上述清代地方志书所记，台人每年岁时「食福」之民俗活动，主要包含春祈秋报之社祭、聚赏社戏与分胙饮食。这些岁时民俗乃汉系移民从大陆原乡移植到台湾者，它们包藏着远古以来中国农耕文明的诸多特性和习惯。
社稷崇拜是中国古人宗教思想体系的重要一环，社稷又是国家的代称。「社」是祭祀特定管辖范围内的土地与耕地，「稷」是崇拜人工培养的粮食作物。古代统治者行社稷之祭，为天下求福报功，亦有春求秋报的一岁再祭。周代已有「春耕籍田而祈社稷」的习俗。社稷之祀乃古代人民感於土地生育万物、载育万民，其德至厚，其功至大，所产生的祈年报本返始的春秋之祭。古代的社大体可分为官社与民社，官社分太社、国社、州社、县社等，民社有乡社、里社、单社等。官府之祀，祭社稷神只；民间之祀，祭土地公。社祭的功能是多方面汉代民人百家以上始共立一社，此後每届社日，宗亲集结举行祭社仪式，并且分食祭肉而归；这种习俗源於古代征伐、畋猎之後，天子亲祭於社，并将祭社之脤肉分遗同姓，以收感通鼓舞之效。古代社会基层结构的「里社」（民社），在每年春祈秋报之祭後，社众共食祭福的胙肉，而随着社民结构的改变，祭祀团体成员便从血缘扩大到地缘关系者，论者说这种「归胙之礼」在东周时已由同姓扩充到异姓了。因此，社祭除有报本返始的宗教意义外，尚是社内各阶层人民聚会，汇聚社团情感、团结地方生命共识及进行社交活动的时节。这种古代「会社」活动後来发展成近代「社会」的观念，男女老幼都会共祭「社公土神」。中国历代中央集权的大帝国政府官僚，太过庞大芜杂，欠缺对下层的照养与管理，因此民间宗族乡党便出现各种名目形式的互助组织，弥补官僚之失及发挥社区生命共同精神；除了家族宗亲会的公堂、族田、义田、蒸尝田、太公田外，又常见桥会、渡会、义舟会、茶亭会、神会、神明会、善堂等，都有一定的合股不动产，依租收费供给祭祀所需。土地名义上为全体所有，实际上是掌握於少数地主或富人手中。日治以前，台湾特殊的移垦社会型态，造就发达的宗教团体组织，有神明会、祖宗会、父母会、孝子会、共祭会、妈祖会、福德会、福仁季、文昌党、三官尝等，一般总称为「神明会」。有组织的神明会多数产生在清朝中期，而官府基於为保障其统制力与维护社会秩序，时常以妨害安宁而禁止神明会的运作。日治初期，全台湾六十万户家庭有一半参与神明会，但殖民地政府大力取缔解散社团组织，但仍有组织较松散的各类宗教团体存在。一般所谓神明会，是指同乡、同业或同姓者，在共同的利益下，以祭祀共同信仰的神明为对象而组织具有合股、社团或财团法人等特徵的团体，会员由四、五人到二千余人都有。通常由每位会员捐出一定金额购置或雕刻神像及香炉，其余捐款称为压（插）炉银作为共同基金。会员每年共祭一至数次，并有演戏或聚餐，主要以增进会员利益、敦睦情谊、遵守同业规约与维护共同财产为目的。神明会由炉主办理祭祀及相关事务，炉主的产生以会员轮流或抽签、跌杯(跌珓)决定。日治时期强力压制团结力较强的宗教团体，结果留下的神明会、斋会、祖公会、父母会均属符合善良风俗而团体驱力较薄弱者，在发展上自然无法与基督教会比拟，也因此才能获得殖民政府的默认，神明会中最多的是各街庄祭祀福德正神的团体。这些中国古代「义社」与「社祀」的变体，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使台湾社会的主体精神生命，藉着这些普遍存在於社会基层的角头祭祀活动维系而不坠。